上一篇领读文章收获了这样一条留言,来自joel,在此分享出来:

知而不行,是为浅知;我对知行合一有一个联想,就是潜意识中的知,才是真的知,真正掌管人的行为习惯;而潜意识中的知是拒绝1+1这种理性的知的,因为对生存有任何帮助,反而还耗费能量;这两种知有一个转化接口,就是重复,或叫刻意练习 (来自joel的留言)

这是对于“知行合一”的一种典型理解,即知到「深」处则和行合一。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件事情——瘾君子。瘾君子很多都知道吸毒不对,但是还是无法抵抗毒瘾,他们需要专业的医学干预来进行戒毒。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志力是否薄弱的问题,虽然意志力确实在戒毒的过程中可以起关键力量。可是我们常说,不要考验人性,我认为,这句话说的更多的是不要考验我们的动物性。

我们如果把吸毒抽象为一种由于身体机能导致的问题,那么就会有“心理”和“心性”两种不同的情况需要考虑。拿咳嗽举例,在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另一个人咳嗽打断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如果这个人生病感冒了,我们则不会指责他扰乱交流的秩序。这是因为,前者是「故意」的,而后者是「无心」的,这里的无心,指的是无目的、无动机

在关于自由意志的哲学讨论中,一直有一种说法,大意是:你跺你也麻。解释一下,就是在相似的生理条件下,一些行为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尤其是针对犯罪行为。比如某某人一直经受着种种磨难和创伤(俗称精神病),结果他犯下罪行;任何一个人经历这样的磨难和创伤,都会犯下这种罪行。

但是,伦理学的思考告诉我们,在做出生理心理判断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对于“心性”进行判断,也就是对于行为的「目的」进行考察。这个人可能确实有行凶的生理条件,但是他依然有充分的动机以及主动设计犯罪,这就不能单纯地使用生理原因来脱罪了。

我们首先从心性上解释人的行为,惟当各种尝试都归于无效,我们才会接受他们由于心理疾患而行凶的结论。实际上,一旦把他们的行为归于心理疾患,就已经宣布了无法对这些事情提供有意义的解释。即使科学家发明了一套仪器,能够测量顾城行凶前所有的体液变化,我们仍然不明白顾城为什么杀妻。(第五章第五节)

区分心理和心性不单单可以适用于法律的讨论,而他切实地关乎我们的生活。比如,我们知道在意志力薄弱的时候容易受到诱惑,这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心性可以为我们设计一道防火墙,避免自己在意志力薄弱的时候暴露在容易受到诱惑的环境之中。以及,在我们想要把问题归结于心理原因之前,反思一下,到底这是不是我的「错」?

这不是一个陷阱问题,很多时候,这真的不是我们的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毅然决然地放弃继续在「心性」上折磨自己,而去寻求科学的「心理」治疗的帮助。


以上是关于「知行关系」的第一个延伸。知行关系里还有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能不能指导实践?实践先于理论还是理论先于实践?这类问题和知行关系的讨论颇有类似。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最合适的材料其实是包钢升老师的《政治学通识》,在政治学理论里,常见乎两种观点,一种是民主首先需要一套民主制度,这是理论先于实践;另一种说民主也可以从非民主的政体中转化而来,这需要民众观念水位的提升,这是实践先于理论。究竟我们该采信哪一种理论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回顾我们之前关于伦理学的讨论了,我们说伦理学是「有我之思」,也就是说,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过程是相互影响的,是无法割裂的。同时我们也说,实践本身也在改变着目的。也就是说,在上述问题中,我们不能陷入二元对立的观点中去。这里不是简单地走中道、和稀泥,实践和理论必须要相伴相生,必须要“知行合一”。

回到伦理学本身的讨论,我只想引用陈嘉映老师长长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伦理学并不指导伦理实践,它以更加曲折的方式与伦理生活相联系。粗略言之,一方面,伦理概念的探究旨在改变人们对伦理概念的流俗理解,从而改变人们思考某些伦理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实践之成为良好的实践,是由于它包含着phronesis这种“真实理性的实践品质”,亦即,获得合理性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惟明理才能更明慧地实践。就此而言,伦理学探究间接地关涉伦理行为,例如,纠正“一切行为皆在于追求快乐”这种流俗看法也许有助于行为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对“权力拜物教”的批评也许有助于改善立法以及进一步提升民主宪政政体的形象。良好的伦理学—政治学论理会促进实践活动中的明理,从而提升实践的品质。这一点反过来又对伦理学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基于实践活动的论理,伦理学—政治学必须努力保持与实践明慧的联系,保持对实践活动本身的真切领会。遗憾的是,当今的伦理学—政治学研究中,广泛弥漫着对物理学的艳羡,不明所以地效仿物理学的客体化,一步步脱离实践活动中的明慧,失去对实践活动本身的真切领会,甚至干脆被弄成了物理学类型的理论。(第五章第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