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世价值和相对主义的争论到处都是。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们不民主,可是我们觉得民主并不是最重要的,生活的幸福和安定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有问题吗?

相对主义大体描述的就是这样的说法——不存在绝对真理,我们不吃你这一套!哪一套?普世价值的那一套。由相对主义带出来文化特殊论,典型的说法就是中国有中国的价值,美国有美国的价值,朝鲜有朝鲜的价值,没有哪种价值观是全球人共有的。

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它本身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中国也分成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江苏人有江苏人的价值,湖北人有湖北人的价值,北京人有北京人的价值,是不是也没有什么价值是中国人所共有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来构建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呢?更进一步说,“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如此看来相对主义和文化特殊论看来有颇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从自我保护的角度看,文化特殊主义情有可原,然而,这里也有值得警惕之处。一国政府以本国文化特殊为名拒斥某种价值,很少真在为保护文化着想,而多半意在强化其统治,借“保护文化”之名戕害文化传统。文化人的动机也许没有那么可疑,但他们所宣扬的特殊价值往往并不是整个民族普遍共享的价值,而只是这伙文化人那伙文化人钟爱的文化价值。而在更一般的论理层面上,我们还须看到,这一类文化特殊论,乃至一般相对主义,并未从根底上摆脱普遍主义。面对西方,声声皆称文化无优劣,说到布隆迪,啊,当然是有优劣的——中国文化明显比布隆迪文化优越。中国积弱时,文化无优劣,中国貌似成为强国了,中国文化就有了优越性,甚至有了可以为全世界都接纳的普遍性。(第八章第2节)


好,我们不妨退一步来思考,存不存在某种“底线伦理”使得这些伦理标准是普遍的,但是其他的是相对的呢?

比如,你想当富翁,我想躺平,我们可以相安无事。但是你不爱国就不行,爱国是一种底线伦理。但是问题又来了,想当富翁这个概念比较厚实,也就是说比较好理解。无论你是说百万富翁还是亿万富翁,这都无所谓,它的目标是确定的,就是拥有更多的钱。“躺平”也是可解的,意味着不想努力,得过且过,专注于休憩和生活。

但是“爱国”就麻烦了。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爱国呢?像鲁迅这样针砭时弊算不算爱国?冲上街头烧车砸店算不算爱国?割地赔款求得绥靖之约是爱国还是卖国?

这些问题都不好回答。不同的人终究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当真有一件人人同意的事情,也就无须底线伦理的存在来说服我们了。

至此如果做一个总结那就是:相对主义走到某一个程度,似乎必须需要一些普遍主义来打底,而普遍主义本身并不能真正做到普遍。

这个矛盾该如何解?真正的问题可能出在我们的思考方式之中。

在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总是"依托于一个巨大的传统:普遍者高于个殊者。我们各自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上,要理解其他个殊者,需要先“上升”到普遍性。特殊利益、立场之间发生分歧和冲突,要通过“上升”到“基于人性的普遍伦理标准”来裁定和解决。(第八章第5节)"

但是通过上升到普遍性来解决分歧和冲突却未必是一种贴近实际的做法,因为人和人之间既然有冲突,那本就不在于普遍的那部分共性,而在于在具体问题上的具体看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人,他们有很多很多共性,那又怎么样?以色列人还是要占定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还是要把他们轰走。(第八章第5节)”

那么如果不上升到普遍性来解决价值上的冲突,而是下沉到特殊性来,具体该怎么做呢?

这就是我们明天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