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法国出现的一些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是一名少数族裔青少年因为没有在警方要求下停车接受检查而被一位警察射杀。以此为由很多青少年走上街头打砸抢，袭击警察，火烧公共设施。

我认为这次爆发的冲突的成因来源已久。首先，直接原因是警方长久以来具备歧视性的暴力执法，这在一些少数族裔群体中显得非常普遍，相关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其次，是马克龙政府无视民意强推退休金改革把法国推向民主危机，和平示威无论声势多么浩大也无法阻碍政府的决策，更加使得年轻人觉得这种方式是没有用的，要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就只能依靠暴力。

昨天我看到了另一种观点让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些选择暴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不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是他们不会。因为缺乏教育，成长的环境里本身就没有“沟通”而只有拳脚，这使得他们遇到问题并没有办法像我们这种“经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通过“和平磋商的机制”解决问题。

还是那句话，我们眼中的问题可能是他们眼中的解决方案。那么或许平息这样的社会冲突需要做到的有三点：

1. 承认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倾听不足。
2. 兑现承诺，让他们相信沟通的机制可以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把他们带入自己不熟悉的战场然后在道德高地上绞杀。
3. 为他们提供帮助，传递给他们表达和沟通的技能，并且给他们表达和辩论的空间。

我承认这一切都是看起来非常虚无缥缈的方案，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是冰冻三尺也非一日之寒，这种巨大的对于政府的Méfiance（不信任）是这些年来政府不断跳票，政治版图不断极化的过程中逐渐累积的。

这个问题的难解之处在于安抚民意的同时，也不能太伤了警察的心，毕竟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其中绝大多数人也是善良正义且勇敢的人。

至于内政部长Darmanin所说的“未成年人犯法，父母应该负责”，或许非但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反弹。首先，这是对于这些青年人的蔑视，好像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都年轻过，我们也知道年轻的自己最讨厌被这样对待，虽然我们可能真的缺乏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但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非常令人恼怒，而显出政府根本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诚意。其次，家长也可能会反弹，并且带着更多的社会问题所种下的恶果：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等，一起走上街头。

这就像一锅烧开的水，如果不能釜底抽薪，那么越用盖子压，越可能酿成下一次的爆发。

似乎在西方现在的一些医疗哲学的流派里，包容进了诸如中医等替代医疗方式。

关于中医的论争常常出现在三种框架之下：

1. 中医是否有效？
2. 中医是否科学？
3. 中医是传统。

第一个问题的哲学框架是实用主义或效用主义，即我们需要看到即时的疗效，针对病症的疗效。而效用主义这个视角本身就是自带偏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中医之是否有用的时候，已经将其等同于“西医”的一种。我们拿着西医的指标，对应中医的治疗结果，然后指出这里有效，这里无效。也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从中药里提取有效成分，从经络穴位中寻找肌肉和筋膜。

第二个问题的哲学框架是科学主义。它直接来自于效用主义，特征在于可测量可证伪。基本上一说到中医，一定会听到的就是“双盲试验”之类，同样，在这个舞台上中医也很难斗过“循证科学”，于是被归为“伪科学”一类。

第三个框架则并不是以一个问题出现，而常常是以一个陈述出现，即，中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应该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这则是“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

如此看下来，中医在右派中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传统，需要保存；另一方面它又不符合新自由主义里追求效用弱肉强食的逻辑。所以常常能看到各种为中医的辩护十分拧巴。

但是近年来出现一种对于医疗的新看法，试图可以为这场论争找到一个出路。现在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种对于医疗的新认识无疑为“安慰剂”正名，并且给予了“治愈”不同的理解，在客观的标准中，引入了主观的成分。

在这个新框架下，医学和环境学以及公共政治深度嵌合，把目标从“疾病”转向了“健康”，并将“健康”的概念放大，从身体扩展到人际社区和人居环境的级别。在这种视角之下，医学问题从相对纯粹的科学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要求我们用社会和政治的框架和机制来面对医疗。

也正是如此，中医等替代医疗可以以“非科学”的方式作为一种疗法而存在。中医不需要攀上科学的“神坛”，依然可以在医疗系统中合理地存在。

于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医不仅仅是治疗方式，它背后还有自己的哲学，同样藏医蒙医苗医电磁学心灵感应也一样，这就需要更多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介入去研究“医学”，并且从这些思想框架之中找到应该扬弃的部分，不再仅仅是“科学”与否的扬弃，而是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扬弃。

对于“中医伪科学”的论争拓展到哲学的论争，岂不是更有意思？

总之，一个新思路正在被打开，我觉得非常有趣。

（Refs : One Health, L’environnement, les maladies et le système de santé）

显然，在某些人眼中，一帮女权主义者正在挑起性别对立——也就是男女对立。毕竟不能奢求他们心中容得下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

然而“男女对立”的真正危险恰恰在这里。

关于性别平等，有一种自由派的说法深入人心：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性别会逐渐平等，因为很多原来男性能够从事的工作，女性也能从事了，那么企业为了提升生产力，自然会雇佣更多的女性员工。当然，短期的代价是她们的薪水会偏低，但是没关系，如果女性真的做的和男性一样，甚至比男性更好，”看不见的手“终会将薪水调节到公平的水平，历史的大趋势是迈向性别平等的——只需要我们矢志不渝地坚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这种说法的问题有两点，殊途同归都在于忽视了「父权制」在其中的作用。

首先，从最实际的方面来看，很多数据确实说明了女性就业率的提升，薪资水平的提升，地位的提升等等。但是这是不是“自由主义”独享的功劳呢？很难说，因为伴随着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性别平等的观念也在逐渐深入人心，性别平权运动，尤其是女权主义运动为女性争取来了很多现在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所目睹的女性地位提升或许并非完全是自由市场自发产生的，而其中有很多的血与泪。（这是一种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倒退一步浅浅质疑的论证。而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提问，要求自由主义者来论证：到底自由市场经济在女权运动中起到了怎样的促进作用？抑或其实是一种反动力量？）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哪里？

这个叙述的出发点是：“有一些职业是男性做的，另一些称不上职业的劳作是女性做的，这是一个事实。”

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自由主义人类学家们带上了高贵的眼镜说：随着（男人们发明的）技术的进步，又随着（父权制所主导资本主义的贪婪欲望所滋生的）需求的增加，男性的劳动力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生产力，这个时候，女性才有了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空间。其潜台词难道不是：“男人万岁！父权制万岁！资本主义万岁！”？

然后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男人们发现，哎？原来她们在完成原先那些“称不上职业的劳作” 之外，还能帮助我们男人做点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可以闲下来享受生活，享受回报。岂不美哉？

直到某一个时刻，男人们发现：女性占据的劳动力份额越来越大！部分女性在经济实力上可能超越男性的时候，其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 这是自然现象——即我称为“自然平权”者的说法：随着市场的调节，我们终会走向性别平等。
• 这是反了天了！干她们！

后者不必多做回应，但是恰恰因为后者的存在，前者的思考未必成真。

其根源就在于经济之外还有政治，自然秩序之外还有权力。

让我们倒退一步重新思考这个事实：有一些职业是男性做的，另一些称不上职业的劳作是女性做的。 并且（终于！）回到我们想要讨论的主题：男女对立。

我们会悲哀的发现：哪里存在什么对立？女性，不过是男性以外。

所以，如果真的有男女对立了，那反而是社会之一大进步，男女终于可能在同样的平台上竞争，女性的声量终于可以和男性形成一种对抗之力量。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幻影，是男权主义者们所制造的说辞。

总结一下就是：在经济角度，我们确实看到了女性的上升，但是在政治领域中，我们还处在一个父权制社会中，而女性于经济的参与，反而可能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而稳固了父权制。 而抛开经济视角，从社会视角来看，我们看到了女权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了父权制对自己的压迫，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反抗，这一点真正触怒了统治者们，因为在撼动其统治的根基——我们可以允许你们获得金钱和荣誉，但是万万不能撼动这能够让我们获益的秩序。

One more thing.

在全篇文章中，我一直在使用“男人”，“女人”，“男性”，“女性”，“男权”和“女权”这样的说法。无可厚非，我确实在助长一种“男女对立”的氛围，而如我所言，这是一种进步！

然而，在“男女对立”中，我们看不到LGBTQIA+。Ta们的力量太过渺小，还无法跟任何势力对立。这恰是我心目中“男女对立”逻辑的最大危险。也是任何“对立”逻辑的危险。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消解掉这种对立逻辑，幸而它已经存在——叫做Queer theory

这几年在法国看了很多演出，其中绝大多数表演者都不是什么大明星，他们的作品也绝对算不上什么旷世杰作。但是，这些演出，无论是音乐还是戏剧，都能达到一个足够的水平，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水平”。

我称他们为“中人”。我们的社会需要“中人”。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姚明只有一个，刘翔只有一个，你能成为姚明吗？你能成为姚明吗？

好像我们不成为姚明，在体育这条道路上就走不通了。事实上可能真的如此，如果不成为最优秀的，那么就只能一无所有。我们的社会似乎没有给“中人”留下充分的空间。

在巴黎，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是有非常多的剧院酒吧这样的场所，里面生存着各种各样的“中人”，他们没有火，甚至没有什么姓名。但是他们却有足够专业的水平，也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每一次看他们的演出，我都能被他们的热情感动到，被他们眼里的光激励到。

“中人”的存在对于一个产业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构成了这个行业的阶梯。国家级的选手自然是众人追捧，省级的选手也可以在退役之后培养普通人来从事这项事业，无论是体育还是艺术。同时，社会给各种人提供机会，比如各种俱乐部、社团组织来学习和从事这项事业。然后在巴黎这样一座城市里有几百家剧院，上千家咖啡酒馆，每天晚上上演着并不是顶尖，但是足够专业的表演。也许赚不到太多的钱，也许这些演员白天有自己的工作，但是社会给这些“中人”机会。这些产业也因此能够发展，于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啊！我们的时间被学习和工作占满，没有时间去看戏，演戏，看球，踢球。

可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不愿意成为“中人”，我们总是要成为“人上人”。

我们的教育引导我们成为“精英”，变得“优秀”，要“吃得苦中苦”，自然而然，最优秀的人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我至今还记得以前老师说过“不考到满分就是零分”这样的话。于是，混不出来的人只能艰难转型，并且教育自己的后代：千万别学我！你成不了第一，就什么都不是。然后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最后一个个产业就因此无法健康发展。我认为现在娱乐和体育行业里的很多乱象，其实也是跟产业不成熟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一个健康的产业结构，产业就无法成熟。

而一个健康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中人”。

成为“中人”不是追求平庸，而是追求专业，追求热爱。

如果社会愿意给各行各业60分的人60分的机会，80分的人80分的机会，40分的人100分的培训，那么我们还怕缺乏90分的人才吗？

始终感觉自己是干瘪的，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并且对于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或许不合主流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面对问题的时候总是想找到“主流”的意见，而对于自己的想法充满怀疑。

也因此我去年迸发出想在法国读哲学本科的想法——我由衷地不相信自己可以自学，总是认为正规的学术训练是必须的。即使我并不打算转行做一个专业的哲学老师什么的（也没觉得自己有这能耐）。

不过这个想法还是动摇了，因为我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不上班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两个人做饭，一起看电视，一起看电影，一起看展，一起看戏，自己看书看杂志看漫画看Fabien Roussel接受采访（？？乱入），然后和她一起聊我看到的东西，一起听波米听没理想。周末可以用一个上午给爸妈打电话，可以放假出去玩。

如果选择读书，这一切可能全部化为乌有……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家务共担的部分。如果晚上和周末要准备学业，那势必会影响做饭的时间和质量，也会无形之中把很多我日常承担的家务转移到她身上。

所有我的决定都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即使她支持我，我也需要考虑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可能获得的收获的比值。

更何况，这一切可能只是出于我自己的一种虚荣心？也许读大学未必真的比自己阅读能收获更多的快乐。

说到底，我冥冥之中还是在受某种思想惯性的引导，不能完全放下这种惯性所指向的道路。

一旦做出了决定，又会陷入另一种惯性：我要坚持到底，我要遵循本性，遵循自己真正的désir。好像一时的冲动在决定的过程中被毫无理由地合理化成为一个使命。如果此时放弃而不去完成它就是背叛了自己，就是不够坚定，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失败！

说到底，从头开始，害怕的还是失败啊！害怕自己没有经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而成为“民哲”不也是害怕失败？

然而追求知识的道路是宽广的，每个人能够到达的距离也是不同的。我羡慕那些出口成章的人，我做不到。我羡慕那些妙笔生花的人，我做不到。但是这世上我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Ta们值得我仰慕。

不妨聚焦在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上，享受自己的生活。

（写到这，我似乎关于这种观点已经写过很多次了，只是似乎需要时常提醒自己。）

最近读了一点（没读完）Ode à la fatigue，在阅读list里的还有La force du mou，包括正在阅读的La force de la non-violence，似乎都在处理一个相似的主题，就是在对于父权制背后的思想机理进行批判，提出另一套（有些人称之为女性化，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充满性别偏见）思想方式，从根底里给父权制解套。毕竟父权制的逻辑深入我的骨髓，不可能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女权主义就一朝一夕脱胎换骨。

但不管怎样，如果父权制是一种病的话，我觉得我正走在康复的路上，希望更多的人能走上自己的康复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