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2）

论六家要旨

论六家要旨

六家分别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论六家要指的开头引用了《易·系辞·下》里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意在表明这些家派的目的都是统一的那就是——治。

司马谈从一开始就在为这六家讲和，意图说明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采取的方法不同，这也是思想大一统的一种体现，尤其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条件下，或许不得不要把其他的思想脉络统一到“治”这个标准的儒家概念之下，才能得以留存和讨论吧。

接着司马谈分别用一句话提及了这六个家派，然后又分段略作详细地讨论了这六个家派，这里把这两部分合并起来一一看来。

首先是阴阳家。阴阳家给人的观感是十分注重祥瑞并且禁忌很多，让人很拘束，有很多敬畏之处。但是，阴阳学同时也主张“序四时”，也就是说在天文历算上是有所帮助的，在“治”世的学问中不可失去。

接着说道，阴阳规定了四时八位十二度等等认识世界的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看到这里，其实有点孟子的影子，孟子有也曾强调按照节气来使用民众，该干嘛干嘛，而不是在该种田的时候打仗。这里也体现出点道家顺从自然的观念。

但是，司马谈紧接着就强调了“未必然也”，也就是说似乎不顺着阴阳家规定的规则来办事，也不必然死或者亡，故曰——这就是让人拘束且感到畏惧。也就是说，这一套理论往往是悬挂在统治者头上的剑，如果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他就得背锅——联想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然后作者又拉回来，说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些自然法则还是应该遵守的，所以在技术面上，阴阳家有其存在的理由，只不过若是完全依循，而作为统治之术，则略显严苛。（严苛有什么不好吗？这就和司马谈自己的态度有关了）

然后是儒家。儒家的学问很博杂，这也就意味着缺少可以实操的要领，想法很多，行动很多，但是效果不好，所以儒家的学问很难一以贯之到底。具体而言，儒家要学的是“六艺”——诗书礼御射数，而六艺的经传到了司马谈的时期“以千万数”！这意味着儒家的思想在那时已经被解读得千奇百怪了。所以说一辈子也学不“通”，一辈子也搞不懂这些礼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们回到儒家的根底，也就是论语孟子上，其实他们讲的道理并不复杂，而之所以到了司马谈写六家要旨的时候儒家变得如此繁复，应当和汉朝对于儒学的推崇脱不开干系。因为官方的推崇，很多内容被过分解读，这种事情在当世也不少见。

说完儒家不好的部分，那么好的部分在何处呢？那就是序夫妇长幼之别，也就是亲族伦理的秩序。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对于家庭秩序的规范，是社会稳定非常必要的一环，这使得他在百家思想之中独占一块不可动摇之地。

在今天，家庭稳定依然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核心。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儒家的伦理秩序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秩序？就拿“夫妇长幼”来说，这里说的就是夫在妇前，长在幼前，至于如何一个“在前”，是说夫和长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还是说夫和长要享受更大的权利？解释可以多样变化，但是其核心没有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而是把人划归入一个身份标签中归类、分级。这种伦理思想的基础，在如今是否还值得倡导（价值面），又是否真的能达到统治者稳定统治的目标（事实面），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日后深入学习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们会不断遭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是墨家。墨家太过节俭，很难实践。这就好像现在有很多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过0垃圾的生活，想想就可怕。我当然不反对任何人这么做，也非常支持大家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想要要求大家都做到，并且以此作为“治”的标准，则实在是让人很难遵循。

关于“治”的问题，当然在价值面上牵涉到公权力到底有多大权力介入到个人选择之中，在事实面上也需要考虑更加严格的要求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想要的效果，还是会适得其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假说。

回到司马谈所写，墨者也崇尚尧舜之道，这一点能看出它和儒家的同根同源，但是它选择了走和儒家截然相反的路线——儒家崇尚秩序，而墨家讲究绝对的平等。比如殿堂高度，台阶数量，穿着打扮，饮食起居，大家都要一样……的节俭。尤其，尤其是在丧礼上，要简之又简，“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这简直是和儒家对丧礼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应。于是司马谈认为，如果这样下去，则尊卑无别了。而尊卑秩序，在他看来恰恰是儒家的优势学说。

可是墨家也有值得倡导的部分，那就是强本节用。强本节用，一方面强调彰显自己的优势（其实就是种地），另一方面是节约，合在一起就是有经济意识，这在治事的学问里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若是论及该如何“强本”如何“节用”？谁是本？谁是用？强谁的本，节谁的用？这就是另外的话题，远远超过墨家一家之学问了。

然后是法家。对法家的总体评价只有四个字：“严而少恩”。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恩”不等于“赏”，法家很注重激励制度，战场上用人头换爵位，但是司马谈这里说到的是“恩”。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后面他解释道：法家的问题是“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于是乎亲亲尊尊的“恩”就没有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倒是和墨家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在于墨家希望达成的是现实的平等，而法家提供的是制度层面的平等，这就又能联系到关于“平等”的典型论争，在此只是点出，留待以后讨论。

然而法家也有其不可替代性，那就是“尊主卑臣”，明确了分工和职能不能相互逾越。这更加贴近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也更加符合统一大帝国的治理现实，在这一点上，法家的学说也具有不可替代性。

然后是名家。名家的缺点是“使人俭而善失真”，我无法准确理解这里“俭”字的含义，但是好在后文有所解说。名家对于概念过于执着，常常让人摸不到头脑，重点都放在了“名”上，而失掉了人情。

不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名家却可能是更加接近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的流派呢！待到日后阅读《公孙龙子》和《庄子》相关内容的时候，还会再次遇到名家的思想。

但是名家最大的贡献是“控名则实”或者“循名则实”，主张明确责任。这和法家的思想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所以名家也是不可替代的。

说到这里，六家里的五家都说完了，都是各有利弊，看起来十分公允，但是却让人犯难，这几家学说看起来都不能作为唯一的正确指引啊，那我要治理国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别怕，还有道家！

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出了司马谈是道家的信徒，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司马迁对于道家的思想观念可能也从他父亲出继承。在这里需要留心一下，以后或许可以在《史记》的正文中得到印证。

可是司马谈和司马迁所讨论的道家到底是怎样的道家呢？还是要继续往下看。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都和无形之大道相合，滋养万物。落到具体的层面上，顺阴阳，采儒墨之长，取名法之精要，与时俱进，随物而变，确立民俗、推行事项，无所不宜，道理简单易行，事半功倍。

抓一个重点，道家的精髓在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后面，又继续和儒家做个对比，儒者认为人主是天下的仪表，作为君王，必须要做好表率，引得下面的人层层仿效，这样的坏处是“主劳而臣逸”。而道家依寻“大道之要”，去掉了繁文缛节，不靠聪明才智治理国家，不瞎折腾。毕竟No Zuo No Die，形神骚动死得快！

接着司马谈解释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听起来玄乎，但是做起来简单。 这一归纳点出了道家学说的内在矛盾性。我认为道家是靠我们对于世间盾的感知和接纳而发展出来的。

矛盾性之外，则是变化。其术讲求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以虚无为本和没有本还是不一样的，没有本就好像没有信仰，思维处在未经思考的混沌状态，而以虚无为本则意味着一种觉知，是带着虚无来面对世界。

如此以虚无为本之后，则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引导，更容易做到“因循”，也就是「变化」。

落到“治”上来，则是群臣并至，让他们各自展现自己的能力，名实相合就是好臣，名实不合就是奸臣，奸臣的谗言不予听取，善恶自然就如黑白一样分明。

并且，从神和形的关系上，司马谈总结出，精神和身体过度使用都会劳累，精神和身体分离就是死亡，所以要“定其神形”，而重点就在“定”字上！

这六家要旨絮絮叨叨，其实就是一句话：汉武帝，您老人家别再作了好不好！能不能学学文帝景帝？？

抱有了这样的基本态度，再去看《史记》其他篇章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司马迁的基本立场。阅读《史记 》这类史书，需要做多次情境的转换，首先我们要理解写作者所处的背景和自己的态度，其次我们要能够尽量从他们的状态出发，看待他们眼中之前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从当下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当时的历史和评价这些历史书写。阅读历史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在这反复的求索中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