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读后（4）

成就太史公

《自序》中接下来记载了一段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的对话。

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来表明自己写作史记的原因是效法孔子著春秋。壶遂就问了，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司马迁的答案侧面反映了自己作《史记》的态度。

首先，司马迁引用董生的话：周道衰废，孔子在鲁国当公安部部长，诸侯十分讨厌他，大夫们也都给他找麻烦。孔子知道自己说话不管用了，自己的大道也无法施行。于是作《春秋》，褒贬242年之中的大事，以为天下仪表，指出天子、诸侯、大夫的错误行为，以此彰显王道。

接着引用孔子自己的话：我本想要讲些大道理，但还是不如记下来人们的具体作为，这样能展现得更加明白。

《春秋》上明三王之大道，下辨人事里的伦理秩序，分别嫌疑，认清是非，惩恶扬善，在历史中保存已经灭亡的国度，延续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弥补敝漏，振兴荒废，所以《春秋》是王道里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可以记住这段话，这几乎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另一种说法：“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然后，司马迁又继续说了另外几部古书的价值：《易》记录天地阴阳四时五行，长于记录变化；《礼》记录人伦，长于作为行事的准则；《书》记录先王的事迹，长于为政；《诗》记录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长于风（我看的版本注解风为“讽”，我存疑，我认为是风俗教化的意思）；《乐》是记录音乐的经典，长于让人心态平和；而《春秋》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

在这里必须回忆一下司马谈的重要著作《论六家要旨》的主要切入点，就是治。

所以，《礼》让人节制，《乐》让人平和，《书》讲述事件，《诗》教人表达，《易》教人变化，《春秋》教人正义。拨乱世反之正，没有什么比得上《春秋》。

司马迁下面进一步说明《春秋》的重要性。

《春秋》一共几万字，其中的要旨就有几千条，万物的聚散都在《春秋》里。（真的吗？这里当然有后世不断的过度解读，但是也说明《春秋》里的精神思想确实取之不尽，可以放在当下的情景中反复使用，这和其他的古籍一样，在我们阅读的时候需要警醒，从引用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典故。）

《春秋》之中，写弑君的有36篇，写亡国的有52，诸侯逃跑而不保护他所拥有的领地的不可胜数。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失其本”，也就是失去了作为君子诸侯的根本。失去了根本，初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也正因此，如果国君和人臣不读春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天下大乱了。

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而“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这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礼法中的礼，更多的是一种规则和秩序，它不是严格的有本可查，有后果的法律。正如罗翔老师所说，法律是底线，而不是上限。如果我们的社会都把遵守法律作为最高的标准，那必然是道德的沦丧。礼在罪行犯下之前就能起到规范作用，而法只能事后惩戒；但是法律的功效显而易见，礼的功用却常常因其防患于为然而很难被察觉。所以虽然有法，但还是必须要有礼（道德规范）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另一项保障。

壶遂听完太史公的大论，准确的找到了一个漏洞，这就是我之前划线的一句拨乱世反之正，他说：确实，孔子那个时候是乱世，作春秋以拨乱反正，而当朝天子如此圣明，臣子又守职，万事具备，各项事项都运行良好，你说这些又是想说什么呢？

太史公的回答就或许有点唯心了：恰恰因为如今一派盛世，那我更要记录了啊，而且我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整理一些过去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的创作，而您把我比作孔子作《春秋》，那实在是大错特错！

这里非常有趣，我愿意把司马迁的答案当作反话来看待，那么它透露出两个信息：

1. 司马迁确实想效仿孔子作春秋，别嫌疑，明是非。
2. 当时的言论情况并不自由，有很多话不方便说，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否则会遭罪。

这不七年之后，司马迁就遭遇了李陵之祸，被困监狱。不过也恰恰在这时，他发出如此感叹：是我的错啊！把自己的身体毁坏了。这应当是不孝的表现，但是如果他不去劝谏，又是不忠，所以司马迁其实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忠。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化悲痛为力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力量。《史记》就要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