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chent的博客

失去兽性,失去很多;失去人性,失去一切。


脆弱的利维坦

霍布斯提出了一种对于人类社会原始状态的假设,那就是“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下,人不是因为好战而互相争斗,而是因为恐惧,恐惧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人类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而成立了国家,即给一个权力机器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所有人都服从于它。这个机器足够强大,使得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敌得过它,那么只要有一个人伤害了别人,权力机器就会倾轧他。由于这份对权力的敬畏,人和人之间得以和平相处。

霍布斯所假设的悲观情况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不妨将他视为一种思想实验。这是一种由人性之贪婪与卑劣出发,而构建国家概念的思想实验。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国家形式称为“利维坦式国家”。

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对国家的想象。在这样一个原始状态中,每个人都首先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而每一个个体的力量都是十分薄弱的,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联合成为群体,共同打猎,共同采集,有食物共同分享,有危险共同担当。“共同”这个词背后的概念就是社会契约,即我们达成了某种事前的约定。如果你埋伏我引诱猎物,那么打到猎物之后我们共同分享。这是一个来自个体之间约定,而对于违约者,共同体则要惩罚他。

这是卢梭对于国家诞生的一种假设,我们姑且将这样的国家形式称为“契约式国家”。

利维坦式国家的产生是因为对失去的恐惧,契约式国家的产生是对收获的向往。

利维坦式的国家里也有契约。那是每个人和这个权力机器的契约:你保我平安富足,我交出我的自由。我可以为了幸福,牺牲自由,牺牲权利,甚至牺牲别人。我可以遭受压迫,只要我能够有一份相对稳定的生活,毕竟这样比“所有人和所有人战争”的状态要好。

契约式的国家也有暴力。这个国家中的人也把实施暴力的权力交给了国家机器,但是国家机器必须依照个体和个体之间达成的契约而行动,它没有合法的权力压迫任何个体。这份契约来自于每个参与合作的个人,也由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来守护,暴力只惩戒违规者。而同时,暴力本身也受到契约的约束,在什么样的程度下应该使用怎样的暴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极端的暴力无法或可以得以使用。一切都在契约,也可称作法律,的规范之下。

在经济突飞猛进,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时候,利维坦是无形的,没有人愿意放弃它的保护,而让自己所收获的东西遭受掠夺。虽然不同的人获益多少不同,但是多少都在获益,不公平的念头也会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冲淡——直到,这份增长走到尽头的时候。

不,是这份增长对于某一些人走到尽头,而却在另一些人那速度加倍的时候,这份个体与国家签订的契约就开始遭受挑战了。起初,他们不满,但是国家机器拥有所有暴力,它可以压制这些人。而利维坦对于个体的倾轧,就是这份合约彻底撕毁的时候——我的安全和稳定没有了。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选择留在这份契约里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不亚于在“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下所会经历的恐怖,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退出这份契约。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的退出,社会的混乱程度就会增加,而影响到更多既得利益者,那么国家机器只能继续倾轧这些不满的人……而与此同时,国家机器拥有的暴力也在逐渐减少。直到某一个程度消耗殆尽,人和人回到个体之间的战争状态之中。然后,再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而同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在一个契约式的国家,那么意味着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契约需要修订。因为在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不满另一些人得到的更多,所以收获更多的人需要从自己的收获里拿出更多来维护这一份契约。这个时候这份契约的稳定性也遭受到挑战,因为对于未来的向往在破灭——因为前景凄凉,我们的合作并不能使我得到更多,反而我加入这份契约,要失去本来可以拥有的东西,那我为什么不退出这份契约?

所以,当经济下行,这两种国家建构的形式都面临挑战。利维坦式国家走向极权,契约式国家则走向无政府。但是,最终契约式的国家还是能够找到出路的,因为出路就来自于其形式本身,那就是商量,重新签订契约。而利维坦式的国家却很难找到出路,除非国家机器开始沟通,进入一种可被制衡的契约状态。

如果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和契约式的国家发生战争,利维坦式的国家势必是更难动员力量的,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因为,利维坦式国家的基本假设是:你保我平安,我给你其他。而当我要赌上自己性命的时候,那么我必须要衡量自己这样值不值的——我已经交出了自由,还要交出自己的稳定生活吗?这不是我仅仅拥有的一切了吗?不,国家,我把所有的暴力授予了你,你应该保护我,而不是我保护你。

而契约式的国家则不然,每一个个体都在其中有一份力,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挂在这个共同体的存亡之上,为了保有自由,为了不进入一个利维坦式的恐怖循环之中,他们更愿意拿起手中的武器。

以上都只是一些推理,基于两种不同的国家构建形式,而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利维坦式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契约式的。这两种形式之间也可能形成微妙的互动,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之下,一个契约式的国家可能因为军事动员授予了过多的权力给军方而蜕变成利维坦式的恶兽;一个利维坦式的国家也可能恰恰相反,用给予民众更多权力和自由的方式来唤起他们参与保家卫国的热情。

关键问题还是,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下,并且准备好为此付出什么。不过说到底,我希望我们付出的是努力,而不是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