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发了这么一条朋友圈，收获了两条评论，在此回应一下。

想做一份对社会真正有价值的工作，真正能帮助到他人的工作，而不是生产一些或许本不需要存在，而仅仅是为了赚钱才出现的产品。比如手机等电子消费品，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品牌，那么多型号的手机吗？

我原来认为，市场带来的竞争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想在这里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有技术上的突破。

但是事实上，大部分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并不来源于这些手机厂商，而是来源于他们背后的芯片厂商、镜头厂商等等一系列其实是处于垄断的公司。是这些巨人往前走了一大步，然后他们身上的小家伙们再在他的肩膀上走一小步。

或许从某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前端的自由市场的繁荣倒逼了后端的核心技术的快速迭代。但是，这依然给我带来一种不安的想法，自由市场带来的「技术进步」到底是真实的吗？自由市场带来的或许更多是营销上的内卷？

那么要怎样？我是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吗？不，我什么也不主张，也轮不到我主张。我能主张的只有自己的想法（或至多为我赞同的想法投下一票，此举现阶段尚无可能）。我认为，在这样的行业工作其实是一种内耗，既没有推动什么技术的进步，也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以上，是我常常在工作中出现的想法，也是常常打消我在这个行业工作的原因之一。

我希望用自己或许并不高超的编程技能，为这个世界做点好事，拿一份不是因为过度竞争而不断膨胀的，但是分配公平合理透明的，或许不太高的工资。

我该如何找到这样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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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评论：

消费品也是人类永恒的需求，做好消费品，满足人们的消费升级需求，也是在为人类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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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回应如下：

Q: 消费品是人类永恒的需求吗？

R: 仔细考量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我们人类当然有永恒的需求，比如生理需求，爱与关怀的需求等等，对此马斯洛有需求层次理论的假说，从基本需求到自我实现呈现金字塔型的分布。但是这些需求是否都属于“消费品”呢？

消费，简单来说就是买卖，我们的需求是否都是依靠买卖来满足的呢？我认为不都是。我们基本同意，在爱情、亲情，友情和普遍的恻隐之心这些关系中，我们并不认为“消费”在其中占有主要的位置，甚至我们往往认为在这些关系中讨论买卖是一件不纯粹的事情。至于如此看法的对错，不在我的回应范畴之内，只是在此处提出：人类永恒的需求未必都是消费品。

那么消费品是否都是人类永恒的需求呢？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作为消费品法拉利并不是我的需求，我也不想拥有它。

那么我们大概只能说“部分消费品是人类永恒的需求”，或者“消费品是人类永恒的部分需求”。

那么这个问题就回到了我想讨论的范畴，到底哪部分消费品是我们的永恒需求呢？手机属不属于这部分呢？

而说到手机，关于“永恒”与否的说法，似乎又更值得商榷了，但在此就不作讨论了。我只把思考引导到这里。

Q: 消费升级是什么？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是在为人类做贡献吗？

A: 先回应后一个问题，什么是为人类做贡献。在我的想法里，为人类做贡献确实来自于发现人的需要，并且尽能力满足这部分需要。但是人类的需求很多，有些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在饥荒中挣扎，他们或许此时需要一块面包；有些人觉得自己的飞机游艇颜色太土，想要重新上一遍漆，这些都是人类的需求。

关键的问题是要厘清是哪些人类以及什么需求。

我声明我不否认任何人的任何需求，那他们的需要应不应该得到回应呢？应该，等等，任何需求都应该得到回应吗？实际的答案应该是“可以”——任何需求都可以得到回应，只要付钱——当然，这首先就要求有一个自由市场。关于自由市场的问题，我放到后面讨论。

好，回到应不应该得到回应的问题。我相信有些需求是不应该得到回应的：比如雇凶杀人的需求，这不来自于利益的计算，而仅在于一种道德的抉择。

那么我说的算不算？我说的不算，即便是我认为不应该，还是有人觉得只要价格合适，我什么都可以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法律，需要公权力的介入，接下来就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哲学的讨论，在此搁置不论。只是借此说明：需求和需求是不同的，为人类做贡献作为我理想中的使命之一，在于选择我认为更重要的需求来满足，在选择的过程中，我自然排除了一些需求，而选择的标准，则恰恰是我主要想表达的内容。

接下来看前一部分，“消费升级”是什么？这是一个太复杂的概念，里面涉及了大量主观的价值的判断。一个非常喜欢和店员交流的顾客走进了一家全自动无人超市，他的消费是升级了还是降级了？针对个体而言，这是非常因人而异的。那么我们所说的消费升级，其实更多的是宏观的角度。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原先从北京到上海需要一天，现在只需要两小时。这可能是切实的消费升级。

但是升级也不是没有问题存在，每一次提速，都会有一部分人被甩下来，这部分人我们在不在乎呢？我不提供答案，也只是把问题放在这里。

最后，合起来说，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是在位人类做贡献吗？是！但是由于这个表述里有过多的东西需要重新定义和考量，我不认为认同这个结论具备任何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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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评论：

赚钱肯定是一切公司目标，不能因为手机厂商赚钱就否定手机对人的价值，手机的创新只是核心技术的突破，就好像iPhone之前有人知道攒一个什么样的智能手机吗，尽管组件都在那，但是没人知道。当然目前手机的创新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但不能彻底否认其价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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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回应如下：

Q: 赚钱肯定是一切公司目标吗？

R: 是，这就是公司的定义：

公司是以资本联合为基础，以营利为目的，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组织。

不过，我们可以多想一步。公司赚钱没错，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问一问：公司怎么赚钱？公司赚谁的钱？公司赚的钱去了哪？往往我们对于公司赚钱的诟病，并不在于它赚钱这件事情本身之上，而在乎其背后和“赚钱”相关所引申出来的这一系列问题之上。

Q: 能因为手机厂商赚钱就否定手机对人的价值吗？

R: 不能！我也没有想表达这个意思。

把问题拆成两个部分，首先来看手机厂商赚钱这件事情。我的质疑是市场的过度竞争。什么叫过度？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如果另一个人认为手机厂商的竞争还完全不足，还有很大的空间，那么我尊重他的判断。那么依照这样的判断，他就应该进入这个市场（或者至少主张进入这个市场），于此我没有任何异议。

但是，不妨多想一步，什么叫“还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说还能赚钱。什么叫还能赚钱？其实就是说还是会有人来买新生产出来的这些手机。

好，那么我用刚刚的三问在追问一下这个问题：

• 公司怎么做手机？通过什么方式，使用怎样的材料，是否危害环境，是否浪费资源？

• 公司做手机卖给谁？卖给没有手机却需要手机的人？卖给拥有手机想拥有第二部的人？卖给有好几部手机但还想再换新的人？卖给不需要手机的人？（将或许不需要手机的人变成需要手机的人？将或许不需要手机完成的事变成必须要手机才能完成的事？）

• 公司卖手机的钱去了哪？投入研发新的技术？购买最新的设备？购买更大量的广告？给员工涨薪？不给员工涨薪而是雇佣更多员工？交还给股东？

手机厂商赚钱本身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手机厂商赚钱的后面，却有很大考量的空间——这里涉及大量的价值判断，因此我认为即便在手机厂商里面选择，也有更符合我的标准的和更不符合我的标准的——只是，我以为手机厂商的过度竞争已经让这个行业远离我的标准了（这里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判断）。

再来看手机对人的价值。手机对人有价值吗？当然有，我不否认。但是我的疑问是：世界上多一个B品牌的手机——在我们知道A品牌的手机其实和其他的手机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区别，甚至它们用同样的芯片，同样的屏幕，同样的镜头，消费者在它们身上使用同样的应用时——真的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真的有让更多的人生活变得更好吗？

或许可能的回应是：“可是如果世界上少了B品牌的手机，就会使得A品牌的手机独占市场，成为垄断，而垄断危害无穷。”

关于垄断，其实在经济学内有非常多的讨论，它的好坏本身就众说纷纭。即便我们认为垄断是个坏东西，自由市场单独能否作为抵抗垄断的手段，我表示怀疑。而我更怀疑的是，如果政策介入反垄断，那是否会反过来限制自由市场呢？在自由市场与反垄断的问题上，我认为是非常矛盾的，我也承认自己没有更加成熟的看法，只是提出一点疑惑。

如果从需求面上说：如果大家都用A手机，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那么B手机好像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在政策上限制B公司生产手机，则又会实际上造成垄断以及种种不同的危害。那么理论上说我们就要衡量市场竞争造成的资源内耗和政策介入对于市场自由造成伤害这两种后果的严重性，而两权其害而取其轻。而实际上的政策如何反应，则得看各个地方政策出台的制度——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而回归到我个人，我依然可以根据自已的思考做出判断，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在我看来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Q: iPhone之前有人知道攒一个什么样的智能手机吗？

R: iPhone确实是个很好的例子。乔布斯发布iPhone的时候是发布了一件“革命性”的产品，这个“革命性”恰恰来自于他没打算再做一台诺基亚。他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类。

但是现在似乎革命性这个词已经被我们用滥了，放眼望去，他的Vivo真的比我的Oppo更革命一些吗？我个人认为好像并没有。

所以，我十分认同乔布斯这样的创新，我也认为这是自由市场中对“自由”最好的阐释——思考和创新的自由，而不仅仅是赚钱的自由。

Q: 目前手机的创新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但不能彻底否认其价值存在。

R: 同意。已经说了这么多，对于最后这个结论我没有任何异议。

略略回想这两年来读过的书，印象较为深刻的有《切尔诺贝利的祭祷》、《鲁迅全集》、《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和最近读完的《生存与命运》，如果总结一个主题词，那就是反暴政、反极权。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还有另外一个译名叫做《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祭祷和悲鸣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都是与声音相关的表达。祭祷是活人对私人的悼念，是无声的呜咽。祭祷里没有痛楚，是痛过之后的虚空。悲鸣是哀伤与无助的，这份哀伤与无助透过纸面穿破耳膜，直达人性。它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而却被译作同一本书的书名。讨论哪一个译的更贴切反而不是我关心的内容了。

倘若将来我们也出一本书，我们该叫做《上海的祭祷》，或是《上海的悲鸣》呢？

最近在读一本和切尔诺贝利相关的漫画《切尔诺贝利之春》。漫画里记载了一个细节：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大量地污染了白俄罗斯的地区，但是那里的人没有疏散，没有被告知，大家依然在高辐射区进行正常的生活，所有与之相关的调查都是禁止的。这一切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白俄。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总统现在还在任上。

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五年就解体了。我想到这的时候，或许想要影射些什么，预测些什么。但很快我就只能对自己的天真报以苦笑。苏联解体了，白俄的总统依旧是卢卡申科，俄国的总统依然想做回自己的大地。似乎解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又不那么重要。在这块古老而多难的领土上，时间终究没有站在民主这一边，直到现在。

公允点说，在另一种体制下，福岛核泄漏发生也已经过去11年，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在解体，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在改变，如果有，也是往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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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了太多的话，《纪念刘和珍君》我们是背过的，真的猛士自不必再提了。但或许很少人知道（我妄加揣测）《纪念刘和珍君》的前一篇和后一篇文章写的是什么。

《纪念刘和珍君》的前一篇文章叫《可惨与可笑》，事实上，《纪念刘和珍君》前面好几篇都是再说318惨案，其中最打动我的是《无声的蔷薇之二》里面的这句话：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以上”是什么空话，各位可自行查看，既然吊起的口味是前一篇和后一篇，那么就从《可惨与可笑》中摘录一段：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不作评论，毕竟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民国十五年来用“共产党”，如今用的则是“境外势力”了。

《纪念刘和珍君》的后一篇为《空谈》，只记下一句话，鲁迅先生说（我想，是无奈地、叹息着说）：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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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莫·莱维没有死在集中营。读完《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我记下了一个名词：“卡波”，就是鲁迅所说那“抽刀向更弱者”的人。

一个集中营，里面关了那么多人，得需要多少人来看守？需要多少人来压制？毕竟他们受着如此非人的待遇，生不如死的待遇，就高唱一曲《国际歌》，就起来起来起来，还无法突破这围障吗？

事实总是超出我的想象。事实上，并不需要德国大兵来管理这座集中营，集中营自己就可以管理自己——只要善用人性。

（而我此处似是玷污了「善」这个字）

一个行将赴死的人，依然会甘愿让他人先于自己去受难，而从中收获那一点点来自于生的，来自于权力的，来自于本能释放的那一点点快感。

是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但超出我们想象的是，这些东西往往并不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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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还能拿什么来抵抗？

（《生存与命运》里有两封信，我想即便是不用通读这部小说也可以单独拿出来阅读。第一封信在第一部的第18节（法语版17节），来自于一位在犹太区集中营将要死去的母亲写给在远方的孩子的一封信。另一封信在第二部的第16节（法语版15节），来自于另一个犹太集中营里一个充满怜悯心的好人，这封信被纳粹军官搜了去。）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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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伊康尼科夫写下的全文

取的中信《生存与命运》严永兴版本的翻译：

大部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都无意给“善”下个定义。什么是善？谁需要善？谁施予善？有没有适合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生活状况的共同的善？或是我的善对你来说就是恶，我的人民的善对你的人民即是恶？是否有永恒的、不变的善，或是昨日的善今天就变成了恶，而昨天的恶今日就是善？

可怕的审判时刻来临，对善与恶进行深思的不仅仅是哲学家和传教士，而是所有人，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

几千年来，人们关于善的观念是否有所进步？是否存在福音书信徒们认为的、对所有人都共同的善？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或许这一概念还会更广泛，它对动物、树木、苔藓都是共同的，这一广泛的概念还吸收了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对善的概念？这位佛祖为了用善与爱解释人生，不得不否定人生。

我看到，千年更迭中所产生的人类道德哲学领袖们的观念，引起了善的概念的萎缩。

经过五个世纪，从佛教观念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观念，缩小了适用善的有生命世界的范围。适用善的已经不是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而只是人！

第一批基督教徒的善和所有人的善，已为只是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善所代替。与此同时，还存在有伊斯兰教徒的善。

但是，几个世纪过去，基督教徒的善分裂为天主教徒的善和新教徒的善，分裂为东正教的善，并且在东正教的善中出现了新老信仰的善。

与此同时，有富人的善和穷人的善。与此同时，产生了黄种人的、黑种人的、白种人的善。

于是一切都在分裂再分裂，善已经产生在宗派、种族和阶级圈子，所有处在封闭曲线外的人已经不能进入善的圈子。

于是人们看到，由于这种不怀好意的小善，打着同所有认为小善乃是恶的人进行斗争的旗号，流了许多血。

于是有时，这种善的概念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祸患，变成了比恶更甚的大恶。

这种善只是一个空壳，掉落和失去了神圣的种子。谁会把失去的种子归还给人们？

什么是善？有人说，善就是意念和与意念相联系的行动，这一行动把人类、家庭、民族、国家、阶级、信仰引向胜利，获得力量。

那些为自己个别的善而斗争的人，力图赋予善以全民性的假象。因此他们说，我的善是与全民的善相一致的，我的善不仅对我是必需的，它对所有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在行个人的善的同时，却是在为全民的善服务。

于是，善在失去全民性的同时，宗派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善均力图赋予自己以虚假的全民性，以便证明自己同所有对他来说是恶的人作斗争是正确的。

但是，赫罗德杀人并非为了恶，而是为了赫罗德自己的善。一个新的力量来到世上，他、他的家庭、他的亲朋好友、他的王国和他的军队都有灭亡的危险。

但是，诞生的不是恶，诞生的是基督教。人类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考量人，也要用什么尺度考量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要善待恼恨你们的人，为欺负你们、迫害你们的人祈祷。所以，凡你们愿意他人为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为他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这一和平和爱的教义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

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宗教裁判所的刑讯，在法国、意大利、佛兰德、德国进行的同异端派的争战，新教和天主教的争斗，天主教修士僧团的阴谋，尼康和阿瓦库姆的斗争，许多世纪以来对科学和自由的压制，信奉基督教的移民对塔斯马尼亚岛土著居民的残杀，焚烧非洲黑人村落的歹徒，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痛苦，比起那些为恶而作恶的强盗和恶棍们的暴行，不知要大多少倍。

这就是人类最人道的教义那令人震惊、失去理智的命运，它未能避免共同的结局，同样落到了个别人的小善的圈子里。生活的严峻在伟大人物的心灵中产生了善，他们把善带回生活，满怀希望，要按照他们自身的善的面貌改变生活。但是，不是生活圈按照善的思想面貌发生变化，而是陷入生活泥沼中的善的思想碎裂，失去自己的共性，为现实生活效劳。它并没有按照自己美好的但徒劳无益的方式营造生活。

生活的运动经常被人的意识当作善与恶的斗争而接受，但事实并非如此。愿人类得到善良的人们无力减少生活的邪恶。

为了挖掘新的河床，推倒巨石，削平山岩，砍掉森林，需要伟大思想。为了使滔滔江水驯服流淌，需要对共同的善的向往。倘若大海也有思想，那么随着每一次巨浪的翻腾，海水中便会产生思想和幸福的幻想，每一层海水的浪涛击在岩石上散成浪花，它便意识到它将为海水的善而毁灭，但它并没想到是狂风把它掀起，犹如狂风曾把它前头的千层巨浪掀起，又把它后方奔腾而来的万仞波涛掀起一样。

许多书都写如何同恶作斗争，都论述什么是恶和什么是善。

但是，在那里，在永恒的但永远无法战胜善的恶，把同样是永恒的但永远不会被恶战胜的善的霞光高高举起的地方，老人和婴儿正在大批死亡，血流成河。不仅人们，而且上帝都无力减弱生活之恶。对这一切的担忧是无可争议的。

“在辣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号不止；辣黑耳为痛哭她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对失去自己孩子的母亲来说，不管哲人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已经都无所谓。

但是，或许，生活就是恶？

我看到了在我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子和妇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这一思想伟大而又美好，它毫不留情地杀死一批又一批人，摧残他人的生活，它使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目前，德国法西斯的巨大恐怖笼罩着世界。天空中充塞着被处死的人们的嚎叫和呻吟。焚尸炉的浓烟令天宇黯淡、日月无光。

但这些不仅在整个宇宙前所未闻，甚至连充满罪恶的地球上的人都见所未见的罪行，全在善的旗号下发生了。

那阵子，当我在北部森林里生活的时候，我曾认为善不在人身上，不在这个贪婪残暴、野兽害虫麇集的世界上，而在沉默不语的树木王国中。但却不！我看到了树林的运动，看到了它同野草和灌木丛为争夺土地所进行的诡诈的大战。亿万颗飞扬的种子入土发芽，杀死野草，除去友好的灌木丛；几百万洋洋自得、自行落种的幼苗投入自相残杀的战斗。只有那些得以生存下来的树木组成年轻喜阳林那统一的林冠，彼此结成实力相当的联盟。云杉和山毛榉则在喜阳树木林冠下那昏暗的地方服苦役般苟且偷生。

但是，喜阳林木的衰老期来临，身躯高大的云杉从它们的林冠底下重见天日，残酷地折磨着赤杨和桦树。

森林就这样生活在人人反对人人的无休止的斗争中。只有盲人才思忖善的世界存在于树木和青草的王国中。难道生活就是恶？

善不在大自然中，不在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们的学说中，不在哲学家们的伦理学中……因此，平凡的人们在自己的心灵中怀有对有生命物质的爱，他们不由自主地热爱和珍惜生活，在结束一天的劳作后为火炉的温暖而高兴，而不会到广场上去点燃篝火和烈焰。

因此，除了令人恐惧的大善，还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良善——这就是给俘虏一片面包的老妪的良善，是从军用水壶里给受伤的敌人一口水喝的士兵的良善，这就是怜悯老人的年轻人的良善，是把犹太老人藏在干草棚里的农民的良善。这就是那些冒着丧失个人自由的危险，替俘虏和囚犯转交信件的武装警卫的良善，这些信件不是寄给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是写给母亲和妻子的。

这是个别人对个别人的个人的良善，是没有证人、没有想法的小的良善。可以把它叫作不表示一定意义的良善。这是在宗教的和社会的善之外的良善。

但是，我们想到和认识到，不表示一定意义的、个人的、偶然的良善是永恒的。它扩展到整个生物界，甚至扩展到一只耗子和一根树枝上，过路人有时会突然停下，给这棵树整整枝，让它舒适、轻松地重新与树干生长在一起。

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号，做出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人们已经不像人，而被当作树枝和石块垛在一起，填满沟壑和战壕。正是在这种可怕和天良泯灭的时代，不表示一定意义的、微不足道的、在生活当中被镭的细粒打得粉碎的良善没有消失。

村子里来了一帮德国人，讨伐队员。前天有两个德国士兵被打死在路上。从傍晚起，他们就把妇女们赶出家门，命令她们在林子边挖坑。他们在一个老年农妇家里安置了一些士兵。她的丈夫被一名警察叫走，带到办事处，原来那里还被赶来二十个农夫。她直到天亮都没能安睡，德国人在地窖里找到一篮子鸡蛋和一小玻璃瓶蜜酒。他们自己生上炉子，煎鸡蛋，喝上了伏特加。后来，那个年岁大点的吹起了口琴，其他人跺着脚，给他伴唱。对女主人他们没看上哪怕一眼，好像她不是个人，只是只小猫。早晨，天蒙蒙亮时，他们开始检查冲锋枪，一个年岁稍大些的笨拙地猛拉扳机，一枪打在肚子上。响起尖叫声，一片慌乱。几个德国兵好不容易给伤员包扎上，把他放到床上。这时叫他们全体集合。他们打手势命令农妇照看伤员。农妇发现，轻而易举就能把他掐死。他一会儿小声嘟哝，一会儿闭上眼睛哭泣，嘴唇直打战。后来他突然间睁开眼睛，清晰地说：“妈妈，水。”“你这个该死的！”农妇说，“最好把你掐死。”说着把水递给他。而他抓住她一只手，好像想说，让我坐起来，血流得使我喘不上气来。她扶他稍稍欠起身子，而他用双手勾住了她的脖子。这时，村子里响起枪声，农妇全身颤抖起来。

第一轮选举结果大体出炉，民调机构ifop目前给出的结果如下：

马克龙 28.3% 以第一名出线，极右勒庞以23.3%第二出线，极左梅梅朗雄21.2%居第三，极右Eric Zemmour 7.2%，传统右派共和党 4.8%，左派绿党4.8%，右派Jean Lassalle 3.1%，极左法共2.4%，极右Dupont-Aignan 1.9%，传统左派社会党1.7%，两个极左托派候选人分别0.7%和0.6%。投票率：73.8%。

这一次选举的一个关键词是：Vote utile （有效票）。这个词最早在这次选举中出现是传统左派的大佬罗雅尔宣布支持极左梅朗雄，认为当时民调领先的梅朗雄更有可能带领左派走向胜利，并在宣布自己的选择的时候用到了“有效票”这个词。

这个词的意思十分简单，就是投别人没用，想照顾大局，就得牺牲自己的意愿。而左派的“大局”是进入第二轮，而进入第二轮最有可能的左派候选人就是极左的梅朗雄。

在随后的选战过程中，梅朗雄一直在利用“有效票”的说法来吸引温和左派和绿党的成员，这在选举结果中体现为传统左派社会党只拿到了1.7%的选票，曾在之前民调中冲到5%的法共最终只拿到了2.4%。

“有效票”使得梅朗雄能够得到21.2%的选票，超出了所有民调结果的预期。但是，这没有撼动大局，也没有改变所有人对于这次大选第一轮的预测——马克龙和勒庞的再次角逐。

而“有效票”说法的影响不仅仅见诸于左派，对于右派版图的影响也十分客观。传统右派共和党从年初开始民调一路走低，从17%讲到9%，但是此次一轮选举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只有4.8%。去年“凭空”冒出的媒体人极右参选人Eric Zemmour也从之前民调高涨的18%落到了9%。这次仅拿到了7.2%。

民调变化的原因固然因为有一些人被说服而转变态度，但“有效票”也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当传统右派共和党只有9%而绝无出线的可能的时候，它的支持者们似乎只应在马克龙和勒庞之间做出选择才是最“理性”的——投一个“必败”的人难道不是废票吗？同理也见诸于Zemmour的选民之中。

“有效票”带来的选举气氛无疑会让第二轮的对决在第一轮提前上演，从而造成一种马太效应。

我认为，一个“正常”的选举态度应当是在第一轮选择自己最支持的那一位候选人，而在第二轮的时候才寻求更妥协的方案。

但是为什么选民会如此轻易被“有效票”的说法带跑呢？这来自于法国政治版图的割裂和政治集团的极化。略站中右的马克龙左边就是要修宪走上“第六共和”极左梅朗雄，右边就是在移民、安全和身份认同问题上极为强硬的极右勒庞。这使得左右两边的摇摆选民和中间选民无心去支持和自己政治光谱更接近的候选人，而不得已在极左-中、极右-中，乃至于极左-极右之间撕扯。

所以，即便是罗雅尔没有提出“有效票”的说法，“有效票”依然会在这次选举结果中展现出打脸民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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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轮选举对于两周后的第二轮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次选举排名前列的几位败选人里极右Eric Zemmour没有意外地选择支持勒庞，如果勒庞败选，他则试图在下一次大选中承接下勒庞的选民。

传统右派的共和党候选人Precress虽然声明支持马克龙，但是为她助选的Ciotti则声称“不会投给马克龙”。加上共和党创始人、目前司法缠身的前总统萨科齐在第一轮就没有支持自己政党的参选人，而和马克龙暧昧……共和党显然面临着一种非常分裂的局面，而在此种情况下，不知道Pecress的号召能让多少选民走向马克龙。

最重要的表态则来自于屈居第三的极左梅朗雄。在17年的大选，他以第三败北之后，因没有给出投票建议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一次他终于表态：“不要投给极右一张票”，但是依然没有说出投给马克龙……也就是说，他的表态可能会带来一部分他的选民选择不去投票或者投白票。处于极左的梅朗雄当然在选战中打击马克龙非常猛烈，让他恬着脸说第二轮投给马克龙显然不太现实，也完全不符合他的支持者的预期，所以能够说出反对极右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

Ifop在第一轮选举结果出来之后立刻组织了一个小民调，结果令人担忧——马克龙得到了51%的支持度，而勒庞则是49%。这意味着今年的大选第二轮将比17年更加紧张。马克龙或许并不能像上次一样被送上总统宝座。

这又要回到我们开始的主题词“有效票”。现在到了第二轮，除了两方的铁杆支持者，其他人都必须要投出“有效票”——“无论如何反对极右”是一种选择，“无论如何反对马克龙”是另一种选择。无论那种选择，其背后都是仇恨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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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其实平心而论，在中文互联网上活跃的大量网民本身就暴露出了许多极右的特征，所以说难听点，对于我们来说极右甚至是非常理性的选择——看到有那么多川普的支持者就可以了解。

近观勒庞的政策，她在排外问题上的强硬之外，经济上其实采取了非常左派的路线——发钱。不同于右派其他的候选人，她并没有采取一个比较自由派的经济路线。经济路线的左倾也让她更有可能吸引梅朗雄身后的极左选民。

在战争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购买力”成为了竞选议题的主轴，经济问题上的左转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当选，似乎都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勒庞的当选对于法国的影响里，相比于实际政策的影响，更大的影响则来自于国家的形象。

首先，法国作为一个老派“民主国家”，选出一个“极右”的总统，本身就非常难看，是“民主国家”里一个非常差的表率。可以说是法国精英心中的耻辱。

其次，如果勒庞当选，对于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上，也许在实际政策上并没有那么大影响，但是在民间气氛上无疑会助长排外主义，增加种族之间的矛盾，让种族主义的滋长有了更好的土壤。

不过，即便马克龙最终险胜，法国的社会的割裂问题也被暴露无疑。更让人忧心的是传统右派共和主义选民和传统左派社会民主主义选民的流失，可能会对法国未来多年的政治版图和政治生态造成深远的影响。

就这一届大选而言，马克龙当选的问题应该不大。仅就现在的民调来看：马克龙的支持率有30%，远远超过了第二名。我们就算排除掉战争的影响，马克龙也有25%左右的支持度，使得这场选举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大悬念。

但是法国真正的危机可能是在五年后。我们就以战争前的民调来看：

处于中右的马克龙占据25%；处于右派的共和党候选人占据15%；处于极右的两位候选人勒庞和泽默尔分别占据15%，这就已经代表了70%民意。左派所占据的剩余选票里，有极左梅朗雄的10%，法共的5%，中左的5%，和绿党的5%。

下一届马克龙下来之后，会有25%的选票真空，马克龙自己的政党肯定会推出候选人，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继承马克龙的选票，因为马克龙的前任总理菲利普自己也成立了政党，目标恰是2027.所以，这25%的选票真空，将被马克龙继任者，菲利普，中右共和党候选人，中左候选人一起瓜分——结果很可能是大家都是十几个百分点。

然而，极右的方向，如果勒庞，如同她自己所言，将会在输掉这一届大选之后不再参与选举，她的选票会大量流入泽默尔一边，很可能让泽默尔超过20%，而领跑2027整个选举。

而极左的梅隆雄看他的年龄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参选，他的10%选票也会被中左，绿党，法共，和他自己党派的候选人瓜分，导致大家都是接近10%的比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突出重围。

从这一届选举我们已经看出来“左派已死”，但是同样我们也能看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间力量脱颖而出，右派也溃不成军，而这个时候极右的力量势必能够保证进入第二轮。

而在极右候选人以第一的顺位进入第二轮的时候，即便，即便另一位候选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得以执政，面对的也是一个政治上更加分崩离析的法国——而这很有可能为极右在之后5年再创造一次机会。

这使得我对于法国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前景感到担忧。

但是，考虑到两个大环境：一个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压力，另一个是战争的背景。处于法国的极右力量不太可能完全放弃自己的人道传统，这使得极右有可能往中间靠拢（我们在勒庞的策略转向上已经能够看出来），所以脱欧或者退出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完全拒绝移民和难民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最后，如果我是法国人，对于这一次大选我第一轮会投法共的候选人Fabien Roussel，第二轮会投马克龙。

很多程序员，尤其是生活在开源世界的程序员，都倾向于极端自由主义，也往往被归类于“极右”。

说他们是“程序员”其实是在透过职业身份来定义他们，事实上，他们可能并不真的将编程当作一种职业，而是他们的生活里一大部分都处在开源世界里。

比如他们往往会使用Linux系统，使用各种开源软件来完成各项事情——邮件、聊天、上网、游戏、写作、读书、日程规划或者编程等等。

甚至，编程本身并不是目的。就好像家里有个阳台，我们种种花草，不意味着我们就是职业的花艺师一样。

然而他们生活在开源世界这件事情本身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或者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驱使他们走入了开源世界。

那么什么是开源世界？

• 自由。在此处自由意味着，你的工具完全由你掌控，你可以修改你使用的软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高度定制化你的工具，不必依赖于一个公司或者平台为你提供服务，收集你的数据。
• 注重隐私。这是“自由”引导出的另一个面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隐私，每个人自己的生活，不干涉私人生活（尤其是私有财产）是自由主义里的一个核心观念。
• 自己对自己负责。因为你的工具由你掌握，所以如果你使用的软件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你行你上，别瞎BB”。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常见话语。虽然他们依然可以去网上发问，寻求帮助，但是这来自于“自由人”和“自由人”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一方为另一方的服务，没有谁是谁的上帝。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资深的开源世界公民非常讨厌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新人，他们认为这些人完全不尊重这个自由人和自由人平等相处的开源社区，因此我们也能在开源世界的论坛上看到这些问题相关的讨论和争执。

如此一来不难想象这些人会青睐于一个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难想象这些人会青睐于数字货币这种去主权化的金融。结合美国的历史和观念，也不难想象这样的开源世界公民会大量出现在美国，并且透过互联网浮散到世界。

也就不难想象被归类于极右翼的法国总统候选人Zemmour为什么会去访问Ledger并且宣称支持数字货币在法国及欧盟的发展了。

但是，程序员又往往比较反感国族主义，反对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这其中或许有“政治正确”灌注进去的意识形态，但也和网络世界去国族化、去性别化、匿名化的特点不无关系。这就带来了一种政治观点上的双重挤压——

一方面他们支持自由主义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传统右翼玩弄“种族”的概念，这就使他们最终变成了“极端自由派Liberailism”，而这使得他们非常反感现今的国家政治，也常常会选择不去投票。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想打造一个“元宇宙”了。

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大资本大集团进入“元宇宙”之后，会引起这些资深玩家的厌恶了。

一切来自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