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常常被描述乃至于定义为一种具备线性外推性质的文体。人们认为科幻小说作者应当从一个趋势或现象出发，将其纯化并强化，以产生戏剧效果，然后延伸至未来——“如果事态如此发展下去，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最终做出一个预测。方法和结论就像科学家通过给小鼠注射大计量纯化并强化的成瘾性物品，以此预测如果我们人类小计量长时间服用会产生何种效果一样——结果几乎毫无意外的，都是致癌。线性外推也一样。严格使用线性外推的科幻作品常常发展到“罗马俱乐部”（译者注：发表《增长的极限》对未来预测悲观的民间学术团体）得出的悲观结论：一种处于人类自由被逐渐剥夺和地球物种全部毁灭之间的状态。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不阅读科幻作品的人，常常将科幻描述为“逃避现实主义”的，不过一旦追问一句，Ta们则会承认之所以选择不读，是因为科幻作品“太压抑了”。
几乎任何事情推演到它的逻辑尽头，即便说不上“致癌”，也足以“致郁”吧。
好在线性外推尽管是科幻的一种元素，却完全称不上是科幻的全部。它过于理性化和简但化，根本无法满足读者和作者的想象力。变数才是生活的调味剂。
这本书不玩儿线性外推。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本书，还有其他很多同类的科幻作品，看作是一场思想实验。假如（这是玛丽·雪莱说的）一个年轻医生在他的实验室里创造了一个人类；假如（下面是菲利普·迪克）盟军输掉了二战；假如这样或者那样的事发生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在如此设计的故事里，现代小说独有的道德复杂性不必被牺牲，也不会有什么内嵌的硬约束，思想和直觉能够自由地在这场实验所设定的框架中游走，而往往是非常大的框架。
思想实验的目的，就如同薛定谔和其他科学家所使用的那样，并不是为了预测未来——事实上，薛定谔最著名的的思想实验告诉我们在量子层面上，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而是恰恰是为了描述现实，描述当下的世界。
科幻不是预测性的，它是描述性的。
先知会预测（免费的）；“明眼人”们会预测（往往是收钱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比先知们地位更高点），还有“未来学家”们会预测（拿着固定工资）。预测是先知、明眼人和未来学家的工作，但不是小说家的工作。小说家的工作是——说谎。
气象部门会告诉你下周二天气如何，兰德公司会告诉你21世纪是什么样。我不建议你去到小说家那里寻找这些信息，这完全和Ta们没半毛钱关系。小说家们竭力想试图告诉你的是：Ta们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现在在发生什么，现在是什么天气，今天，此刻，你看，那在下雨，那儿晴天！睁开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看啊，听啊。这是小说家们干的事。但是Ta们并不告诉你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Ta们只能诉说在自己所生活时空里的所见所闻——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和做梦，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说谎。
“用真相来抵抗全世界！"——的确，这没错，至少在小说家们更勇敢的时候，确实渴望真相：探求真相、讲述真相、讨论真相并且尊重真相。但是Ta们是通过一条曲折的路径做到这一点的，为此创造从未存在也不会存在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细致又动情地书写这些虚构的东西。如此，正当写下这成堆的谎言时，Ta们说：看！那儿！那是真相！
小说家们也许会用各种各样的事实去支持这个谎言。也许描写马绍尔西监狱，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或者描写博罗金诺战役，一场真打过的仗；又或者是克隆的过程，在实验室确实就是这样发生的；再或者是人性的堕落，就如同心理学教科书里写的那样，如此等等。可被证实的人-事-物-理的分量让读者忘却了，Ta正在阅读一个纯粹的创造物，一段除了在这个不存在的时空和作者的脑中，从未出现过的历史。我们在阅读一部小说时，其实处在一个精神错乱的状态——我们将信念投注于并不存在的人身上，我们听得见他们，同他们一起见证博罗金诺战役，我们甚至成为了拿破仑。然后，合上书本，重回理智（在大多数情况下……）。
但凡在一个像样点的社会里，难道会有人真的把艺术家们的作品当真吗？
然而我们的社会，问题重重，交织缠绕，渴望指引，所以常常将完全错误的信任交到艺术家们的手中，并把Ta们当作先知和未来学家。
我不是说艺术家们不能洞察世事，不能得到启示，天意不能降临到Ta们头上，神不能通过Ta们的口同我们说话。如果压根不相信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如果压根没有在指尖感受到过神在那时与Ta们同在，Ta们怎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也许一生只有一次，但是一次也已经足够。
我也不是说艺术家们肩担重任高人一等，科学家是另外一群花去大量时间经历去准备，夜以继日，寻找启示的人。和毕达哥拉斯想得一样，上帝可以通过托梦来与我们对话，也同样可已通过几何图形，可以借由文字，当然也可以借由乐音和数字来显示教诲。
然而文字却为我们制造了无穷的麻烦和困扰。我们现在被要求只能给文字赋予作为符号的意义。有一些哲学家，试图让我们认同，文字（一句话或一个陈述）所能具有的价值，仅仅是它所传递的单一意义，指向的唯一事实。对于这些理性的智者，这样才足够逻辑井然，可以（在理想上）量化。
光之神、理性之神、比例之神、和谐之神、数字之神阿波罗呵，靠他太近可能会刺伤你的双眼。听我一句劝，永远不要张目对日，还是时不时躲进一个阴暗的酒吧，和狄奥尼索斯（译者注：酒神）喝一杯吧！
我又谈论神，我又是无神论者，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是个骗子。别相信我说的任何话。我确实在讲述真相——可是从逻辑上说，唯一我可以理解和表达的真相，就是一个由我精心编织的谎言；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象征；从美学意义上说，是一个隐喻。
好吧，被邀请到一个未来学大会上，看着“系统科学”正经八百地展示着世界末日的图景，然后被报社记者问及美国在2001年会是什么样，确实也挺好玩儿的，但这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我写科幻，而科幻并不是关于未来的。我和你一样，对未来一无所知。
这本书无关未来。没错，开头时间就被设定在“艾库曼纪元1490-97年”，但是你真的信吗？
没错，那儿的人们是无性人，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在预测1000年之类的以后我们都会变成无性人，或者声称我们命中注定要进化成无性人。我只是通过这种科幻特有的，略显奇怪扭曲，并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视角，观察到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某一种特定环境下，我们已经是无性人了。我不是在预言或者诊断，而是在描述。我只是在通过小说的方式——编织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描述这个心理学意义上某种程度的现实而已。
阅读一本小说的时候，任何小说，我们必须在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都是瞎说八道的同时，相信自己读到的每一个字。如果这是一本好小说，那么最终在我们读完的时候，或许能发现我们和读它之前的自己变得不同了一点点，就好像我们遇见了一个新面孔，走了一条此前从未涉足的街道，但是却很难讲清楚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艺术家就是和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打交道的。
以小说作为媒介的艺术家使用文字。Ta们言说不可被言说之事。
于是语言被如此矛盾地应用，正是因为其具有除了符号学用途以外的象征和隐喻的用途。（语言还是有声音的，虽然实证派的语言学家们对此毫无兴趣，但是一句话或者一个段落就像一首合唱曲或者音乐中的一段和声：即便是默读，相比于一个聪慧的大脑，或许一对善于聆听的耳朵更能体悟其中的真意。）
所有的虚构都是隐喻。科幻也是隐喻。使得科幻和过往虚构写作方式不同的地方是它使用新的隐喻方式，通过我们当代生活中重要的领域中阐发而来——科学，技术，还有相对主义的历史视角等等交融在一起。星际旅行是其中一种隐喻，另一种社会，另一种生态也一样，未来也一样。未来，在虚构作品中，是一种隐喻。
是什么的隐喻呢？
如果我可以不用隐喻的方法说出来，我就不必写下这些文字，这部小说了，简利·艾也就永远不会跳上我的书桌，用光我所有的墨水和打字机墨条，告诉你我，庄严地告诉你我：真相，其实关乎想象。
——乌苏拉·K·勒古恩 《黑暗的左手》前言
（Vinchent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