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略回想这两年来读过的书，印象较为深刻的有《切尔诺贝利的祭祷》、《鲁迅全集》、《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和最近读完的《生存与命运》，如果总结一个主题词，那就是反暴政、反极权。
《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还有另外一个译名叫做《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祭祷和悲鸣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都是与声音相关的表达。祭祷是活人对私人的悼念，是无声的呜咽。祭祷里没有痛楚，是痛过之后的虚空。悲鸣是哀伤与无助的，这份哀伤与无助透过纸面穿破耳膜，直达人性。它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而却被译作同一本书的书名。讨论哪一个译的更贴切反而不是我关心的内容了。
倘若将来我们也出一本书，我们该叫做《上海的祭祷》，或是《上海的悲鸣》呢？
最近在读一本和切尔诺贝利相关的漫画《切尔诺贝利之春》。漫画里记载了一个细节：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大量地污染了白俄罗斯的地区，但是那里的人没有疏散，没有被告知，大家依然在高辐射区进行正常的生活，所有与之相关的调查都是禁止的。这一切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白俄。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位总统现在还在任上。
苏联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五年就解体了。我想到这的时候，或许想要影射些什么，预测些什么。但很快我就只能对自己的天真报以苦笑。苏联解体了，白俄的总统依旧是卢卡申科，俄国的总统依然想做回自己的大地。似乎解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又不那么重要。在这块古老而多难的领土上，时间终究没有站在民主这一边，直到现在。
公允点说，在另一种体制下，福岛核泄漏发生也已经过去11年，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在解体，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在改变，如果有，也是往相反的方向。
鲁迅说了太多的话，《纪念刘和珍君》我们是背过的，真的猛士自不必再提了。但或许很少人知道（我妄加揣测）《纪念刘和珍君》的前一篇和后一篇文章写的是什么。
《纪念刘和珍君》的前一篇文章叫《可惨与可笑》，事实上，《纪念刘和珍君》前面好几篇都是再说318惨案，其中最打动我的是《无声的蔷薇之二》里面的这句话：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以上”是什么空话，各位可自行查看，既然吊起的口味是前一篇和后一篇，那么就从《可惨与可笑》中摘录一段：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不作评论，毕竟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民国十五年来用“共产党”，如今用的则是“境外势力”了。
《纪念刘和珍君》的后一篇为《空谈》，只记下一句话，鲁迅先生说（我想，是无奈地、叹息着说）：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普里莫·莱维没有死在集中营。读完《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我记下了一个名词：“卡波”，就是鲁迅所说那“抽刀向更弱者”的人。
一个集中营，里面关了那么多人，得需要多少人来看守？需要多少人来压制？毕竟他们受着如此非人的待遇，生不如死的待遇，就高唱一曲《国际歌》，就起来起来起来，还无法突破这围障吗？
事实总是超出我的想象。事实上，并不需要德国大兵来管理这座集中营，集中营自己就可以管理自己——只要善用人性。
（而我此处似是玷污了「善」这个字）
一个行将赴死的人，依然会甘愿让他人先于自己去受难，而从中收获那一点点来自于生的，来自于权力的，来自于本能释放的那一点点快感。
是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但超出我们想象的是，这些东西往往并不那么美好。
那么我们还能拿什么来抵抗？
（《生存与命运》里有两封信，我想即便是不用通读这部小说也可以单独拿出来阅读。第一封信在第一部的第18节（法语版17节），来自于一位在犹太区集中营将要死去的母亲写给在远方的孩子的一封信。另一封信在第二部的第16节（法语版15节），来自于另一个犹太集中营里一个充满怜悯心的好人，这封信被纳粹军官搜了去。）
善。
附伊康尼科夫写下的全文
取的中信《生存与命运》严永兴版本的翻译：
大部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都无意给“善”下个定义。什么是善？谁需要善？谁施予善？有没有适合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生活状况的共同的善？或是我的善对你来说就是恶，我的人民的善对你的人民即是恶？是否有永恒的、不变的善，或是昨日的善今天就变成了恶，而昨天的恶今日就是善？
可怕的审判时刻来临，对善与恶进行深思的不仅仅是哲学家和传教士，而是所有人，有知识的和无知识的。
几千年来，人们关于善的观念是否有所进步？是否存在福音书信徒们认为的、对所有人都共同的善？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不分阶级、民族和国家？或许这一概念还会更广泛，它对动物、树木、苔藓都是共同的，这一广泛的概念还吸收了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对善的概念？这位佛祖为了用善与爱解释人生，不得不否定人生。
我看到，千年更迭中所产生的人类道德哲学领袖们的观念，引起了善的概念的萎缩。
经过五个世纪，从佛教观念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观念，缩小了适用善的有生命世界的范围。适用善的已经不是所有有生命的东西，而只是人！
第一批基督教徒的善和所有人的善，已为只是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善所代替。与此同时，还存在有伊斯兰教徒的善。
但是，几个世纪过去，基督教徒的善分裂为天主教徒的善和新教徒的善，分裂为东正教的善，并且在东正教的善中出现了新老信仰的善。
与此同时，有富人的善和穷人的善。与此同时，产生了黄种人的、黑种人的、白种人的善。
于是一切都在分裂再分裂，善已经产生在宗派、种族和阶级圈子，所有处在封闭曲线外的人已经不能进入善的圈子。
于是人们看到，由于这种不怀好意的小善，打着同所有认为小善乃是恶的人进行斗争的旗号，流了许多血。
于是有时，这种善的概念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祸患，变成了比恶更甚的大恶。
这种善只是一个空壳，掉落和失去了神圣的种子。谁会把失去的种子归还给人们？
什么是善？有人说，善就是意念和与意念相联系的行动，这一行动把人类、家庭、民族、国家、阶级、信仰引向胜利，获得力量。
那些为自己个别的善而斗争的人，力图赋予善以全民性的假象。因此他们说，我的善是与全民的善相一致的，我的善不仅对我是必需的，它对所有人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在行个人的善的同时，却是在为全民的善服务。
于是，善在失去全民性的同时，宗派的、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善均力图赋予自己以虚假的全民性，以便证明自己同所有对他来说是恶的人作斗争是正确的。
但是，赫罗德杀人并非为了恶，而是为了赫罗德自己的善。一个新的力量来到世上，他、他的家庭、他的亲朋好友、他的王国和他的军队都有灭亡的危险。
但是，诞生的不是恶，诞生的是基督教。人类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考量人，也要用什么尺度考量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要善待恼恨你们的人，为欺负你们、迫害你们的人祈祷。所以，凡你们愿意他人为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为他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
这一和平和爱的教义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
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宗教裁判所的刑讯，在法国、意大利、佛兰德、德国进行的同异端派的争战，新教和天主教的争斗，天主教修士僧团的阴谋，尼康和阿瓦库姆的斗争，许多世纪以来对科学和自由的压制，信奉基督教的移民对塔斯马尼亚岛土著居民的残杀，焚烧非洲黑人村落的歹徒，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痛苦，比起那些为恶而作恶的强盗和恶棍们的暴行，不知要大多少倍。
这就是人类最人道的教义那令人震惊、失去理智的命运，它未能避免共同的结局，同样落到了个别人的小善的圈子里。生活的严峻在伟大人物的心灵中产生了善，他们把善带回生活，满怀希望，要按照他们自身的善的面貌改变生活。但是，不是生活圈按照善的思想面貌发生变化，而是陷入生活泥沼中的善的思想碎裂，失去自己的共性，为现实生活效劳。它并没有按照自己美好的但徒劳无益的方式营造生活。
生活的运动经常被人的意识当作善与恶的斗争而接受，但事实并非如此。愿人类得到善良的人们无力减少生活的邪恶。
为了挖掘新的河床，推倒巨石，削平山岩，砍掉森林，需要伟大思想。为了使滔滔江水驯服流淌，需要对共同的善的向往。倘若大海也有思想，那么随着每一次巨浪的翻腾，海水中便会产生思想和幸福的幻想，每一层海水的浪涛击在岩石上散成浪花，它便意识到它将为海水的善而毁灭，但它并没想到是狂风把它掀起，犹如狂风曾把它前头的千层巨浪掀起，又把它后方奔腾而来的万仞波涛掀起一样。
许多书都写如何同恶作斗争，都论述什么是恶和什么是善。
但是，在那里，在永恒的但永远无法战胜善的恶，把同样是永恒的但永远不会被恶战胜的善的霞光高高举起的地方，老人和婴儿正在大批死亡，血流成河。不仅人们，而且上帝都无力减弱生活之恶。对这一切的担忧是无可争议的。
“在辣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号不止；辣黑耳为痛哭她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对失去自己孩子的母亲来说，不管哲人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已经都无所谓。
但是，或许，生活就是恶？
我看到了在我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1937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子和妇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这一思想伟大而又美好，它毫不留情地杀死一批又一批人，摧残他人的生活，它使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目前，德国法西斯的巨大恐怖笼罩着世界。天空中充塞着被处死的人们的嚎叫和呻吟。焚尸炉的浓烟令天宇黯淡、日月无光。
但这些不仅在整个宇宙前所未闻，甚至连充满罪恶的地球上的人都见所未见的罪行，全在善的旗号下发生了。
那阵子，当我在北部森林里生活的时候，我曾认为善不在人身上，不在这个贪婪残暴、野兽害虫麇集的世界上，而在沉默不语的树木王国中。但却不！我看到了树林的运动，看到了它同野草和灌木丛为争夺土地所进行的诡诈的大战。亿万颗飞扬的种子入土发芽，杀死野草，除去友好的灌木丛；几百万洋洋自得、自行落种的幼苗投入自相残杀的战斗。只有那些得以生存下来的树木组成年轻喜阳林那统一的林冠，彼此结成实力相当的联盟。云杉和山毛榉则在喜阳树木林冠下那昏暗的地方服苦役般苟且偷生。
但是，喜阳林木的衰老期来临，身躯高大的云杉从它们的林冠底下重见天日，残酷地折磨着赤杨和桦树。
森林就这样生活在人人反对人人的无休止的斗争中。只有盲人才思忖善的世界存在于树木和青草的王国中。难道生活就是恶？
善不在大自然中，不在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们的学说中，不在哲学家们的伦理学中……因此，平凡的人们在自己的心灵中怀有对有生命物质的爱，他们不由自主地热爱和珍惜生活，在结束一天的劳作后为火炉的温暖而高兴，而不会到广场上去点燃篝火和烈焰。
因此，除了令人恐惧的大善，还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的良善——这就是给俘虏一片面包的老妪的良善，是从军用水壶里给受伤的敌人一口水喝的士兵的良善，这就是怜悯老人的年轻人的良善，是把犹太老人藏在干草棚里的农民的良善。这就是那些冒着丧失个人自由的危险，替俘虏和囚犯转交信件的武装警卫的良善，这些信件不是寄给志同道合的战友，而是写给母亲和妻子的。
这是个别人对个别人的个人的良善，是没有证人、没有想法的小的良善。可以把它叫作不表示一定意义的良善。这是在宗教的和社会的善之外的良善。
但是，我们想到和认识到，不表示一定意义的、个人的、偶然的良善是永恒的。它扩展到整个生物界，甚至扩展到一只耗子和一根树枝上，过路人有时会突然停下，给这棵树整整枝，让它舒适、轻松地重新与树干生长在一起。
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号，做出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人们已经不像人，而被当作树枝和石块垛在一起，填满沟壑和战壕。正是在这种可怕和天良泯灭的时代，不表示一定意义的、微不足道的、在生活当中被镭的细粒打得粉碎的良善没有消失。
村子里来了一帮德国人，讨伐队员。前天有两个德国士兵被打死在路上。从傍晚起，他们就把妇女们赶出家门，命令她们在林子边挖坑。他们在一个老年农妇家里安置了一些士兵。她的丈夫被一名警察叫走，带到办事处，原来那里还被赶来二十个农夫。她直到天亮都没能安睡，德国人在地窖里找到一篮子鸡蛋和一小玻璃瓶蜜酒。他们自己生上炉子，煎鸡蛋，喝上了伏特加。后来，那个年岁大点的吹起了口琴，其他人跺着脚，给他伴唱。对女主人他们没看上哪怕一眼，好像她不是个人，只是只小猫。早晨，天蒙蒙亮时，他们开始检查冲锋枪，一个年岁稍大些的笨拙地猛拉扳机，一枪打在肚子上。响起尖叫声，一片慌乱。几个德国兵好不容易给伤员包扎上，把他放到床上。这时叫他们全体集合。他们打手势命令农妇照看伤员。农妇发现，轻而易举就能把他掐死。他一会儿小声嘟哝，一会儿闭上眼睛哭泣，嘴唇直打战。后来他突然间睁开眼睛，清晰地说：“妈妈，水。”“你这个该死的！”农妇说，“最好把你掐死。”说着把水递给他。而他抓住她一只手，好像想说，让我坐起来，血流得使我喘不上气来。她扶他稍稍欠起身子，而他用双手勾住了她的脖子。这时，村子里响起枪声，农妇全身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