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在收听France Culture广播关于勒古恩的一期节目时听到了这么一段她发言的录音，感到振聋发聩，找到了原始视频，但B站上似乎尚无熟肉，就自己听译了一下，分享给大家。 中国作家网上曾有一篇相关报道可供参考。

对于出版行业相关的朋友，我深知你们的经济待遇远远不及你们你们所应得的。但是在最后我还是尊重了作者的原意写下了“不是利润”，而不是“不仅仅是利润”。或许略显偏激，或许过于理想主义，但是作为一种视角，我认为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地看待。

首先，我想感谢为我颁发这个奖项的人，由衷地感谢！同事，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工作室和编辑们，我能站在这里Ta们功不可没，这份奖项既是给我的，也是给他们的。

我非常高兴得到这份荣誉，并愿将它与一直以来从事文学创作的幻想小说作者、科幻小说作者和想象文学作者们分享。Ta们和我一同见证了这项奖项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被颁发给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家……（观众笑）

我认为我们将要迎来一段艰难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缺乏那些能够看见生活另一种可能，能够透过被恐惧和技术崇拜所损害的社会，找到能够重建希望的土壤的作家。

我们需要能够回忆起「自由」的创作者，有洞见的诗人，能看见更大现实的“现实主义”者。

而此时此刻，我认为我们需要能够分辨消费品生产和艺术创作之间区别的作者。写一些符合市场逻辑的内容来最大化公司利润或广告收益，与负责任的图书出版和图书创作不完全是同一回事。（观众鼓掌）谢谢有勇气鼓掌的各位。

然而，我看到营销部门给编辑施压。我看到我自己的出版社，在愚蠢、自大和贪婪带来的恐慌的面前，他们竟然对公立图书馆开出零售价6到7倍的电子书价格。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奸商打算因为编辑的不服从而惩罚Ta，并且威胁作者的人身安全。

但我看到很多我们自己人，创作者，写书的人，做书的人，接受这样的事实。接受让这些毒贩子一样的投机商来告诉我们什么该写什么，该出版什么。

好吧……（一观众喊：我爱你！）哈哈哈，我也爱你……书不仅仅是一般的商品。利益动机常常和艺术的目标是冲突的。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它的权力看起来无孔不入——就像君权神赋的君主一样（观众笑，因为君权神赋的观念早已被打破）。任何人造的力量都是可以为人所抵抗，所改变的。而抵抗和改变恰常常从艺术开始，尤其是我们所从事的艺术——文字的艺术。

我经历了一段很长也很好的职业生涯，在一个很好的国家。在我职业生涯的尾声，我真的不想看到美国文学如此遭到背叛。

我们这些以写作和出版为生的人总是想要并且要求一份公平且体面的待遇，但是属于我们的那份美妙的“待遇”不是利润。它叫做：自由。

谢谢。

乌苏拉·勒古恩

2014年11月19日 在National Book Award的演讲

Vinchent翻译

科幻常常被描述乃至于定义为一种具备线性外推性质的文体。人们认为科幻小说作者应当从一个趋势或现象出发，将其纯化并强化，以产生戏剧效果，然后延伸至未来——“如果事态如此发展下去，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最终做出一个预测。方法和结论就像科学家通过给小鼠注射大计量纯化并强化的成瘾性物品，以此预测如果我们人类小计量长时间服用会产生何种效果一样——结果几乎毫无意外的，都是致癌。线性外推也一样。严格使用线性外推的科幻作品常常发展到“罗马俱乐部”（译者注：发表《增长的极限》对未来预测悲观的民间学术团体）得出的悲观结论：一种处于人类自由被逐渐剥夺和地球物种全部毁灭之间的状态。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不阅读科幻作品的人，常常将科幻描述为“逃避现实主义”的，不过一旦追问一句，Ta们则会承认之所以选择不读，是因为科幻作品“太压抑了”。

几乎任何事情推演到它的逻辑尽头，即便说不上“致癌”，也足以“致郁”吧。

好在线性外推尽管是科幻的一种元素，却完全称不上是科幻的全部。它过于理性化和简但化，根本无法满足读者和作者的想象力。变数才是生活的调味剂。

这本书不玩儿线性外推。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本书，还有其他很多同类的科幻作品，看作是一场思想实验。假如（这是玛丽·雪莱说的）一个年轻医生在他的实验室里创造了一个人类；假如（下面是菲利普·迪克）盟军输掉了二战；假如这样或者那样的事发生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在如此设计的故事里，现代小说独有的道德复杂性不必被牺牲，也不会有什么内嵌的硬约束，思想和直觉能够自由地在这场实验所设定的框架中游走，而往往是非常大的框架。

思想实验的目的，就如同薛定谔和其他科学家所使用的那样，并不是为了预测未来——事实上，薛定谔最著名的的思想实验告诉我们在量子层面上，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而是恰恰是为了描述现实，描述当下的世界。

科幻不是预测性的，它是描述性的。

先知会预测（免费的）；“明眼人”们会预测（往往是收钱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比先知们地位更高点），还有“未来学家”们会预测（拿着固定工资）。预测是先知、明眼人和未来学家的工作，但不是小说家的工作。小说家的工作是——说谎。

气象部门会告诉你下周二天气如何，兰德公司会告诉你21世纪是什么样。我不建议你去到小说家那里寻找这些信息，这完全和Ta们没半毛钱关系。小说家们竭力想试图告诉你的是：Ta们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现在在发生什么，现在是什么天气，今天，此刻，你看，那在下雨，那儿晴天！睁开你的眼睛，竖起你的耳朵，看啊，听啊。这是小说家们干的事。但是Ta们并不告诉你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Ta们只能诉说在自己所生活时空里的所见所闻——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和做梦，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说谎。

“用真相来抵抗全世界！"——的确，这没错，至少在小说家们更勇敢的时候，确实渴望真相：探求真相、讲述真相、讨论真相并且尊重真相。但是Ta们是通过一条曲折的路径做到这一点的，为此创造从未存在也不会存在的人物、地点和事件，细致又动情地书写这些虚构的东西。如此，正当写下这成堆的谎言时，Ta们说：看！那儿！那是真相！

小说家们也许会用各种各样的事实去支持这个谎言。也许描写马绍尔西监狱，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或者描写博罗金诺战役，一场真打过的仗；又或者是克隆的过程，在实验室确实就是这样发生的；再或者是人性的堕落，就如同心理学教科书里写的那样，如此等等。可被证实的人-事-物-理的分量让读者忘却了，Ta正在阅读一个纯粹的创造物，一段除了在这个不存在的时空和作者的脑中，从未出现过的历史。我们在阅读一部小说时，其实处在一个精神错乱的状态——我们将信念投注于并不存在的人身上，我们听得见他们，同他们一起见证博罗金诺战役，我们甚至成为了拿破仑。然后，合上书本，重回理智（在大多数情况下……）。

但凡在一个像样点的社会里，难道会有人真的把艺术家们的作品当真吗？

然而我们的社会，问题重重，交织缠绕，渴望指引，所以常常将完全错误的信任交到艺术家们的手中，并把Ta们当作先知和未来学家。

我不是说艺术家们不能洞察世事，不能得到启示，天意不能降临到Ta们头上，神不能通过Ta们的口同我们说话。如果压根不相信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如果压根没有在指尖感受到过神在那时与Ta们同在，Ta们怎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也许一生只有一次，但是一次也已经足够。

我也不是说艺术家们肩担重任高人一等，科学家是另外一群花去大量时间经历去准备，夜以继日，寻找启示的人。和毕达哥拉斯想得一样，上帝可以通过托梦来与我们对话，也同样可已通过几何图形，可以借由文字，当然也可以借由乐音和数字来显示教诲。

然而文字却为我们制造了无穷的麻烦和困扰。我们现在被要求只能给文字赋予作为符号的意义。有一些哲学家，试图让我们认同，文字（一句话或一个陈述）所能具有的价值，仅仅是它所传递的单一意义，指向的唯一事实。对于这些理性的智者，这样才足够逻辑井然，可以（在理想上）量化。

光之神、理性之神、比例之神、和谐之神、数字之神阿波罗呵，靠他太近可能会刺伤你的双眼。听我一句劝，永远不要张目对日，还是时不时躲进一个阴暗的酒吧，和狄奥尼索斯（译者注：酒神）喝一杯吧！

我又谈论神，我又是无神论者，但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是个骗子。别相信我说的任何话。我确实在讲述真相——可是从逻辑上说，唯一我可以理解和表达的真相，就是一个由我精心编织的谎言；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象征；从美学意义上说，是一个隐喻。

好吧，被邀请到一个未来学大会上，看着“系统科学”正经八百地展示着世界末日的图景，然后被报社记者问及美国在2001年会是什么样，确实也挺好玩儿的，但这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我写科幻，而科幻并不是关于未来的。我和你一样，对未来一无所知。

这本书无关未来。没错，开头时间就被设定在“艾库曼纪元1490-97年”，但是你真的信吗？

没错，那儿的人们是无性人，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在预测1000年之类的以后我们都会变成无性人，或者声称我们命中注定要进化成无性人。我只是通过这种科幻特有的，略显奇怪扭曲，并具有思想实验性质的视角，观察到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某一种特定环境下，我们已经是无性人了。我不是在预言或者诊断，而是在描述。我只是在通过小说的方式——编织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描述这个心理学意义上某种程度的现实而已。

阅读一本小说的时候，任何小说，我们必须在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都是瞎说八道的同时，相信自己读到的每一个字。如果这是一本好小说，那么最终在我们读完的时候，或许能发现我们和读它之前的自己变得不同了一点点，就好像我们遇见了一个新面孔，走了一条此前从未涉足的街道，但是却很难讲清楚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艺术家就是和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打交道的。

以小说作为媒介的艺术家使用文字。Ta们言说不可被言说之事。

于是语言被如此矛盾地应用，正是因为其具有除了符号学用途以外的象征和隐喻的用途。（语言还是有声音的，虽然实证派的语言学家们对此毫无兴趣，但是一句话或者一个段落就像一首合唱曲或者音乐中的一段和声：即便是默读，相比于一个聪慧的大脑，或许一对善于聆听的耳朵更能体悟其中的真意。）

所有的虚构都是隐喻。科幻也是隐喻。使得科幻和过往虚构写作方式不同的地方是它使用新的隐喻方式，通过我们当代生活中重要的领域中阐发而来——科学，技术，还有相对主义的历史视角等等交融在一起。星际旅行是其中一种隐喻，另一种社会，另一种生态也一样，未来也一样。未来，在虚构作品中，是一种隐喻。

是什么的隐喻呢？

如果我可以不用隐喻的方法说出来，我就不必写下这些文字，这部小说了，简利·艾也就永远不会跳上我的书桌，用光我所有的墨水和打字机墨条，告诉你我，庄严地告诉你我：真相，其实关乎想象。

——乌苏拉·K·勒古恩 《黑暗的左手》前言

（Vinchent翻译）

回想这几年，有几本书读过之后对自己影响很大。

1. 《生活与命运》——我不再相信宏大叙事，只相信一个个具体的人。
2. 《V字仇杀队》——我理解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压迫，什么是极权，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反抗极权。
3.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系统性的恶是不可抵抗的，除非我们选择抵抗。
4. 《我在伊朗长大》——我对种族歧视更加敏感，并且尽量觉知自己不要因为种族歧视他人。
5. 《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自由，民主，平等，女权，人权……我们以为的西方观念，其实被鲁迅和那一代人们写在我们的历史之中，只是被我们遗忘和忽视。

最近在读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或者《生存与命运》，或者《life and fate》，或者《vie et destin》。为何说的如此累赘，因为我确实是把这四个版本对照在一起阅读的。

起初我读的是理想国力冈翻译版的《生活与命运》，大概读了三分之一。那时候正好听了一期反派马后炮，主题是讲《搏击俱乐部》的结尾魔改事件。其中有一段触动到我。波米说到微信读书上的《1984》同一版本的电子书页数都在不断的变化，昨天还能看到的内容，今天打开就看不到了……我虽然不用微信读书，这种“动态删减”是否真的存在我也没有再做考证，但是这依然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几年前我读过英文原版书，后来我放弃了，理由是我读书是为了得到书中的内容，阅读译本的好处是：

1. 译者在极大概率上比我更懂这本书。
2. 我对于原作的理解如果是60%，而译者对于原作的理解是80%，我对于译作的理解是80%，那最终我读译作可能理解的还是比直接阅读原作更多。
3. 阅读译作的速度比阅读原作更快。

也就是说仅仅是从内容获取的角度上来说，读译作确实更加高效。不过，在当时我主要阅读的作品是偏经济学、行为学、心理学，这一些偏知识普及性质的书籍。

当然，在这三点中我没有考虑到删减的情况。不过平心而论，少部分删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特别影响作者核心意图的传达，比如《未来简史》的原版中有一些篇幅讲到了中国，其历史评价可能和我们所学不符，据当时我观察，这些段落是整个被删掉的，但是其实中国也只是作为作者的例证之一出现，取消掉这一部分并不构成对于整本书立意的影响，所以读译文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随着我阅读内容的变化和阅读目标的变化，这三点越来越立不住了。

我现在阅读的种类里，会摆在“商业”“经管”“成功学”书架上的比例越来越少（我不讳言我是从这些书开始进入阅读的，我也不诋毁这些书，只是我的阅读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我现在阅读的口味更片中文学、哲学和历史，尤其是经典作品的阅读。

以文学为例，翻译毋宁与是对作品的再创作。很多在一种语言中的精妙之处，往往很难在另一个语言里找到相对应的感觉，而如果直译下来则索然无味。但是如果找到一个巧妙的方法来对应，则又完全依赖于翻译家自己的文笔，读到最后，我们究竟是在读原作者的作品，还是翻译家的作品呢？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同一个作品呢？

翻译讲求“信达雅”，“信”是最基本的，但是“信”只能够传递信息，“达”是传递信息的效率，而“雅”则往往重构了信息，而只把握一个内核，这个内核还是译者所领悟的内核。那么，对于一个作品最直接的认知，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原文入手。

诚然，读原文，无论是法语的原文还是英语的原文，对我而言都有不小的障碍。初步测算，我阅读法语的速度不及阅读中文的三分之一。而且理解的内容恐怕也不及中文的三分之一。以我现在的阅读水平，那是远远比不上读译文的。

但是，我不会永远这么差。单词不会就查，查一次，两次，十次，一百次，总有记住的那一天。一开始当然会比较慢，但是只要逐步努力，在字典的帮助下，慢慢跨过这个坎儿，我的英文和法语阅读理解能力总有一天能够接近中文的阅读理解水平。也许要花三年五年，但是只要这几年的光景过去，等待我的将是更广阔的世界。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强迫自己不去读译文，而尽量去找原文来读。我给自己定的规则如下：

1. 中国人写的中文书，就在平台上读中文的。
2. 英语世界的作者的作品，如果能找到英文版，就读英文的。
3. 非英语世界的作者的作品，如果有法语翻译的，首选法语翻译的版本，如果没有法语版本，就读英语版本，如果只能找到中文版本——那我要考虑一下这本书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读，毕竟书那么多……
4. 有特例可以特别对待：比如日韩的作品，或许可以读中文翻译的。

接下来的阅读肯定会放慢很多，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简中世界”越来越限缩的今天，我需要尽早脱离对于会被监管的平台，和充满审查的语言的依赖。

我相信能完整读完杜拉斯的《情人》的人应该不多……吧？这本书不长，乃至于可以说非常短了，但是阅读起来却十分困难，我几乎每次读都犯困，但终于在和坠落的眼皮抵抗的过程中，读完了这本小书。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大可以哀嚎一声：“没读懂啊！”然后躺平，可是多想一步，我到底多少还是读到了一些东西，哪怕只是最最最简单的设定和场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读懂吧？那不妨就从自己读懂的地方说开去：

首先，时间地点人物。

时间，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氛围没有在故事中弥漫，但是还是在隐约间流露。

地点，故事发生在法国的殖民地，现在的东南亚，那里气候条件炎热，气氛嘈杂。

人物，“我”是个未成年的法国白人姑娘；“我”的情人是一个在东南亚经商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个富二代，家里有定婚事，但是却更爱“我”；“我”的父亲已故，“我”的母亲一人持家，后来好像（我不确定我读懂了）疯了；“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哥是个坏人，赌博，败家，小哥哥“我”很喜欢，但是后来死了（他的死因我没有读太懂，但似乎和大哥哥有关）。

其次，起因经过结果。

这就有点犯难。小说整体没有按照一个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铺陈和展开，而是一种“意识流”的写作方式。所谓“意识流”，阅读起来的感受就是“想到哪写到哪”。我不敢妄言是否创作者本身创作时就是想到哪写到哪，还是在呈现的过程中刻意营造成这样的效果。但是在阅读的时候，确实很难把握一个故事的主线，尤其是时间线，或许需要仔细地梳理。

但是大体上《情人》描写了未成年的“我”和这个中国富二代的不可能的“爱情”。是否是爱情呢？还是仅仅是性？我不知道。不过至少，这恰恰也是作者交给我们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没有结果的隐秘的感情之中，作者穿插讨论了“我”的家庭，母亲的病，两个哥哥和“我”的关系等等。所以除了“爱与性”，“家庭”也是作品试图探讨的一个话题。

再往更大的方向说，这个故事里呈现了多组社会层面的冲突：“我”的家庭来自于殖民宗主国，而“我”爱上的中国人则在人种地位上和“我”不相称，这是第一个冲突；“我”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女，还在上学，“我”和这个中国人的性爱是面临着伦理层面的考量的，至少在今天，这是违法的，这是第二个冲突；“我”的家庭虽然来自于殖民宗主国，但是“我”的家庭却很贫穷，但“我”的情人却十分富有，“我”的母亲在后来几乎是默许“我”和他的交往，这里又蕴含着经济地位上的冲突。或许还有其他的冲突可能我没有读出来，但是仅仅是这样的设定，就拉高了这部作品本身的紧张程度，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思绪好像在几面墙之间这撞来撞去。

我读懂的内容大体就是这些，回首梳理一下倒也已经读出来了不少东西，作为第一遍阅读，我已经对自己非常满意了。

我相信从前的我是决不可能读完《情人》的，不过阅读的耐心是靠训练的。在读完《红楼梦》之后，我的耐性好了很多，能够接受前期漫长又相对枯燥的等待，等待故事慢慢地展开。

而真正对我阅读《情人》起到直接帮助的是阅读杨牧《奇来前书》的经历，这本书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全部是大段大段的描写。我在阅读《奇来前书》的过程中学会了放弃期待“剧情”，而是把自己投入到作者用文字所构建的情绪和场景之中。我认为这可能是阅读意识流作品的一种上手方式，放下自己的先见，进入作者的文字之中。

有的时候，第一次阅读是痛苦的，因为面对着的是全然的未知。但是一旦第一遍读完，第二遍的阅读心里就有底了，知道该在哪里着重，或者更能够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而经典的作品一定是经得住反复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