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同富裕

关于跨年演讲中共同富裕的内容我有两点想法：

首先，共同富裕不是什么新鲜提法，类似的有促进平等，减少贫富差距等等。可是为什么这件提法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引发了那么多的关注呢？甚至出现了所谓对于“劫富济贫”的担忧呢？

我想，这些担忧不是没来由的，但是却是不好说出来的。我能模模糊糊想到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历史原因。不过，如果我们多想一步，为什么历史原因会成为一个历史原因呢？

我们在历史多年中都穿着长袍马褂，但是我们似乎不认为突然有一天会不让穿西装了，大家必须要留辫子。因为让这段历史成为未来的原因的基础不存在了，它不再具备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条件。

那么，我们在思考“共同富裕”可能造成“劫富济贫”有“历史原因”这件事情本身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段历史仍然具备成为未来的原因的基础呢？换句话说，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的条件是不是还依然存在？那么这个条件又是什么呢？我能想到的一个是群众的心理，另一个就是社会的制度。在这两点上，五十年或六十年的时间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或者没有给我们设下一个保障，让我们不再产生这样的恐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90后或者更年轻的一代中，并不拥有这样的历史记忆，他们是否会为“劫富济贫”的假设感到担忧，我不得而知。有或许，他们恰恰正在摩拳擦掌，就像当年的那些年轻人。

别的国家一直在追求平等，但是对于中国宣称要共同富裕这件事却抱有异常的关注。当然这来自于一种偏见，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正视。如果正视一下，我想在其他的国家，任何决策是受到层层限制的，就算一个打算劫富济贫的国家元首上台，他的政策也会受到国会两院和司法机构的挑战，而不会轻易得到落实，所以他们致力于走向平等的政策必须要春风化雨，任何激进的措施很难说服民众，得以施行。

这样的制度设计当然效率很低，但似乎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显得更能安定人心。所以西方的政客可以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政见，大家拿出来讨论，没有什么人会真的把它当回事，直到民意的基础足够坚实。

但是在中国的背景下就不一样，我们的政府一向给人的印象是言必信，行必果。这当然是执政效率的体现，但是也带来一些忧虑，那就是政策的步子会不会迈的太大？以及大政方针本身是一个方面，政策层层下放之后的具体施行又是另一个方面。那么中央一句“防控疫情”发展到小区可能就是物业停电梯锁大门。政策下放后的解读本身大于了政策自己的内涵，这也是让大家心存疑虑的原因。

刀太锋利，也容易切到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稳了持刀的手，而这只手似乎并不长在自己的身上，那忧虑也就有所根由了。

第二个想法来自于跨年演讲中罗老师说到的老太太的故事，大概是说老太太会希望大儿子照顾和支持小儿子，但是也不希望大儿子破产blabla，最后说这个老太太是谁呢？啊！原来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想的。

话说，有这么一家子。一个老太太，两个孩子。前几十年，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供老大读书。老大长大了，出息了，开了工厂，赚了钱。老二呢，至少现在没老大那么出息。

而这个老太太，慈爱、睿智，而且对家庭的未来负无限责任，请问，她会怎么处理俩孩子之间的关系？

调用我们生活中的常情常理，我们都知道，她会这么做：

第一，她会想方设法让老大拉扯老二一把，可能是金钱上的，可能是机会上的。反正，你老大得出钱出力。

第二，她也会严厉地敦促老二要有出息，向老大学习。

第三，老大拉扯老二的这个情分，她希望不是固定地按月给钱，而是更走心的安排，比如经常送盘饺子，或者带着老二见见世面。她希望老大自己去送，自己去表达。她也会让老二一家感受到，这额外的情义是来自老大的。

第四，老大一家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她没啥意见。但她会制止老大一家公开炫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吃肉回屋吃，不要站在院里吧唧嘴。”

第五，她希望老大掏钱出来帮助老二，这不是因为她要求，而是出于自愿，这是亲人的责任。

第六，如果老大的事业遇到危机，她会调动全家的资源力挺老大，也会要求老二全力支持。

第七，家里的孩子们，也都念着一家人的情分，愿意听老太太的安排，愿意互相帮忙。

这是哪一家啊？

这可以是几千年前的一户中国家庭，也可以是几百年前、几十年前或者今天的任何一户中国家庭。

说到这，你已经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引自罗振宇《2022跨年演讲》

那么第一个质疑就来自于鲁迅先生的那一句：从来如此，便对吗？但是这一点展开就说得大了，包括共同富裕（或者说平等）本身的价值，以及实现的方法等等，都值得我们去追问和质疑。这毋宁是一个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我无心在此处处理，但仍然留下一个问号留待考量。

我认为更有意思的是就故事论故事，我们不妨多问几个问题：

如果是小儿子有钱，老太太会想让小儿子照顾大儿子吗？很可能还是会的。

如果是大儿子和小女儿呢？

如果是大女儿和小女儿呢？

如果是大女儿和小儿子呢？……

……答案似乎就没有那么肯定了。

所以“共同富裕”（或者平等）的讨论本身就建立在一种社会结构之下，在两个儿子之间的叙事平移到大女儿和小儿子之间，就没有那么显然，因为有男女观念来影响这个社会结构的权力构成。

联系到实际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多大程度上是“大儿子”，多大程度上是“小儿子”，又多大程度上是“大女儿”或者“小女儿”呢？这非常取决于我们处在不同叙事里的位置，而叙事本身又是多样的。今天我们还是996挣命的打工人，明天就可能变成拥有有（一点点）股份的资本家，我们始终都处在不同的叙事里。

更何况，我们可以再质疑一下这个故事中的基本假设——为什么国家是这个老母亲呢？它哪里来的权力进行这样的分配呢？我们是不是自动自发的把自己，作为公民的自己，摆在了家中孩子的位置上呢？

这样看似自然而然的隐喻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没有答案，只是提出一些问题。

而回到我自己，我认为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我”有没有比别人更加富裕的感觉。我贫穷了，可是别人比我更贫穷，我可能会感到宽慰；我富裕了，可是别人比我更富裕，却会让我感到不甘。

所以“共同富裕”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实问题，多大程度上又是一个个体的感受问题呢？我们当然知道“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那么实现共同富裕的标准应该如何衡量呢？如果落实到一个硬指标，比如基尼系数上，可能就会使它僵化，让“共同富裕”变成“虚假繁荣”。

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富裕，并且，拓宽对富裕本身的认识。让我们认识到人生河流之宽阔和精神思想之富足也是“富裕”的一种体现。这来自于社会对于多元价值的包容、支持和鼓励。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创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富足，金钱不再成为唯一的标准，金钱背后的消费主义也不再成为唯一的驱动力。

简而言之，当基本的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社会丰富多元，每个人的追求都能得到尊重，每个人在自己的赛道上奔跑，而金钱意义上的共同富裕不再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的时候，或许共同富裕就达到了。

而这，可能就是马克思所构想的，人人都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