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常说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道长也在《八分》里多次“被迫”回应他并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体系”，以及为什么一定要有“知识体系”。陈嘉映老师在《说理》一书中提及了（哲学）伦理的体系，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系统的说理是把零星的道理连成一片，一个简单的系统说理需要具备完整的论证结构，而复杂的系统说理则需要具备多个完整的论证结构，通过不同的方面来反复印证同一套道理，或者将不同的道理连坠起来。

《论语》就算不上系统说理的作品，因为里面的篇章并没有明确的体系，章与章之间没有显而易见的逻辑结构，很多东西还颇有重复。

《论语》篇章短小，多为一两句的对话；到了《孟子》，对话的逻辑性已经强了很多，明显孟子是在完成较为完整的说服过程，而到了《荀子》，每一篇文章都可以视作一篇“论文”了，对话体变成了说理体。

不过即便是《荀子》也是文集，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秩序，而是把不同的问题分而说之。

后世有人把这些作品里的篇章打乱后，重组其思想，以构建出一种“体系”，这是体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建筑模式”。

那么《论语》是不是就不具备“系统性”呢？恐怕后世儒家学者肯定不这么觉得。如《论语》《孟子》这样的“子书”，或者苏格拉底对话录、帕斯卡尔思想录以及蒙田或培根的随笔等等，这些都不是“建筑模式”的作品，都是东一块西一块，可是“放弃体系文体并不意味着放弃了穷理的系统性(1.34)”。我们不妨把这种体系视为“网络模式”。

网络模式的体系，或许找不到一个至高点，没有如建筑一般自下而上结构井然的逻辑，但是它其中的每一个道理都和其他的道理相交织。即便是成体系的知识结构，也可以用这种网络视角观之——

实际上，康德体系，胡塞尔体系，如果不从外观而从实质看，本来就更近于网络而非建筑，在这个体系里，有些部分交织得紧密，有些部分松散相连。不仅每一个哲学体系是一个网络，而且，各个体系也不像一座座并立的建筑，而作为各有特色的网络编织在更大的网络之中——康德体系的一部分与休谟编织在一起，一部分与卢梭编织在一起，一部分与沃尔夫编织在一起，后起的黑格尔体系，又有大片大片与康德体系编织在一起。各个体系不同而相通，通而不同。(1.34)

读《论语》的时候，我们常常能体会到背景的缺失。孔子时常说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后世人常常会因此过度解读这句话，不过大家也都承认，孔子说这话一定是有背景的，一定是有前提的，只不过这些前提丢了，所以我们必须考证或者猜测脑补它的背景。

这提示我们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需要现实世界来支撑的，脱离现实的体系的论理很难存在。相反，或许有些理论仔细看起来自相矛盾、不严谨、说不通，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

道理相连而成为一套道理，并不只是由道理的内在联系支持的，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实际生活世界支持的。民重君轻的道理和忠君的道理是那么互相冲突，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道理的冲突被大大缓解了。从逻辑结构上说，功效主义理论建基于其快乐概念，而它的快乐概念支离破碎，但功效主义并不因此毫无道理，尤其在边沁、密尔等人的社会改革实践中显出很多优点。

小小点题一下。关于知识体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不妨暂时放下建筑视角而采取网络视角，学习不同的东西，让这些东西和自己连接，和现实世界连接。从这个节点走到那个节点，遇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不妨再走过去看一看。生说不就恰是这样的旅途吗？或许在这样走走停停中，回首一看，体系倒也不知不觉建立起来了～

哲学无处不再，平日里，只消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达到哲学的领域。哲学是来源于生活的，或许这么说把哲学说浅了，其实哲学也来源于具体科学，比如物理学、心理学。人文类的学科比如文学更是哲学思考的一种具体呈现。

所谓“哲学问题”，不是哲学家的问题，而是人人的问题，或至少，来自人人的问题。(1.29)

哲学来自于常理，更来自于“异常之理”。为什么你好好的我好好的，他却要杀人？为什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为什么人不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毋宁说，是这些“反常”的事情让我们重新发现了生活中的“常理”。它刺激我们思考，为什么“常理”「应该」是这样，以及为什么“反常”的事情得以发生。

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解释”。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哲学扮演着解释世界的角色。哲学-科学的解释不局限于某一见具体的事，而是在于抽象出不同事物背后的共同原理。

穷理的基本努力在于贯通道理，把不相连通的道理连通，找出矛盾的症结，把它松解。(1.33)

朱熹说格物至知，陈嘉映老师说穷理必依于格物。因为道理只有从事上才真切理会得到。一个理论或许简单，但是它最终的难处还是在落到实践中时该如何使用。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确有支离的危险，但若不面对这危险，必流于些空道理。独自关在屋里想得头头是道，一片得道之感，到了实际生活中，事事不得其道，学儒以为治道在胸，不知钱米，学佛超乎色相之外，遇事慌张焦虑。贯通不是顺顺溜溜发展，而是克服。(1.33)

最后这句话我想再重复一便：“贯通不是顺顺溜溜发展，而是克服”。说到「克服」可以联系到《何为良好生活》中虚伪和克服之辩，在哲学思考之中，也存在这样的分别：

究竟什么是真的贯通，“把话说圆”究竟是仅仅把话说圆还是把道理说圆，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我们总是寻求思想上的一致性，不能容忍矛盾。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主要看我们不能容忍什么方面的矛盾。

遇到反面的意见，我们是选择忽视，而强化自己所谓的逻辑自恰？还是努力思考，在矛盾的思想中找到新的出路？抑或是采取一个这也行那也行的和事佬心态来偷懒？

答：贯通不是顺顺溜溜发展，而是克服。

我们常说“道德”，这个词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道”，一个是“德”，我们不自觉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或许反映了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天人合一”的传统。事实上，不仅仅是在中国，几乎各种早期的文明里，所谓的客观规律，它们的意义都是通过与人和人的生活相关才体现出意义。

反而现今的科学完完全全把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和自我区分开来是非常“反常”的事。同时，我们把这种颇具历史的"有我之思"称作哲学，而思考人类如何从这种混沌的思维方式过渡到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了哲学的一大课题。

我们一直有一种观念，认为哲学高于科学，哲学统领着具体科学的研究。在不久的过去，我们就目睹过量子力学如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因此遭人唾弃，捍卫量子力学观点的科学家被打倒或者被迫就范。这未免是一个过分的例子，但是依然可以看出用一种哲学观念支配科学研究的荒唐。

在本书中，或者说在陈嘉映老师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在传递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哲学未必是高高在上的，而可以是是具体科学的会通。

尽管今天很多学科都获得了极强的独立性，然而在一个基本意义上，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仍然要超出这一学科才能获得理解，我们仍把对这些基本概念的思考称作哲学思考。（1.24）

这句话的意思是表明，不同学科有不同学科自己的语言系统，但是不同的学科语言在「我们」身上交会，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数学、物理、化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些学科中的很多原理是相同的， 更基本的原因是这些学科的基本概念都是「可理解」的，它们是来自于我们的思考所创造的产物。

而对于我们如此的思考过程的研究，就是哲学的主要任务。

现在不妨让我们回忆起一开始对哲学的定义——**哲学通过穷理达乎道。**陈嘉映老师如此解释：

上行至道的意象常多误导。在一个基本意义上，原理不是先于事物的源头，原理之为原理，在于事物通过原理互相联系。原理不是作为在上的概括提供同一性，而是作为居间的中介提供了统一性。(1.28)

我们通过种种活动达乎道，艺术、政治、解牛。哲学通过穷理达乎道。通过穷理达乎道并非与其他种种达乎道的方式平行的一种方式，而是达乎道的高标特立的方式。因为道与言说紧密交织。(1.28)

从一个平视的角度理解哲学，理解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和现代科学所对应下的功用，能更让我们理解哲学的价值和哲学研究的方向。从“穷理”这个角度切入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和推想哲学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我们明天将要讨论的话题。

昨天我们说到治大国如烹小鲜，似乎烹小鲜的道理也可以用在治国之上，似乎道理和道理之间有这么一些是相通的。但是我们不大会选择一个伙夫来当总统，倒是可能会选一个大老板来当总统，因为「治理公司」似乎和「治理国家」相通之处更多。

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级是一级的基础，这其中有一个相通的道——那就是仁。但是孔子也被说一事无成，看似博学，却没有所长。这告诉我们，道归道，涉及具体的活动，还得有「术」。

道理这个词经常可以与道这个词通用，但也可以把特定领域里的道理视作处在术和道之间，上行而求其贯通为道，下行而求其落实为术；或不如说，向外延伸求其贯通为道，内敛求其落实为术。（1.16）

不过语言具有一种魔力，我们上下这么一分，好像道要高级一些，术要低级一些，成为“不器”的君子要高级一些，成为有一技傍身的普通人要低级一些。但是「道」本身并不更高级，它不处在每一个具体实践的上位，而是贯通在一个个具体实践之间。

毋宁说，道是术和术之间的相通的地方。这个通道搭建在不同的术之间，若是抽离了术之后，道便成了无用的道。

回到我们昨天的问题。倘若一个厨师给你讲出做饭的哲学：贵精不贵多。你说我学到了！转而跟一个牙医说，你知道吗？拔牙贵精不贵多！牙医肯定白你一眼，要你说？我们都是看具体情况而定，该拔就拔，不该拔就不拔！

你说，不是不是，这是人家的哲学，哲学你不能这么理解。这个贵精不贵多你得理解成能不拔就不拔是不是（饶了我的牙吧医生！）

你信奉某种意义的“极简主义”，但是医生信奉的是专业技术和专业经验，他是“凭经验说”，你这颗牙得拔，不拔可能拔旁边的牙也蛀了。所以：

把经验中的道理梳理出来，道理变得明晰了，但也变得单薄了，明晰的道理可以远行，但离开原本经验的领域远了，道理就变得愈加稀薄。（1.19）

“道理”和“道”还是不一样的，你信奉的“极简主义”是道，你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忍着就不去找牙医，这是你的“道”（虽然别人看起来可能不上道）。

但是“按道理说”，牙疼就应该去找医生，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常理”，这个常理来自于一种通常的经验，好像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原因，所以很多“按道理说”的事情，只有它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想到这一层“道理”——比如“按道理说他该到了”。

“凭经验说”要更加具体一些，比如我经常走他这条路，凭我的经验说他该到了，他若是没到，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比按道理说更加笃定一些，因为经验比道理更多一层切身的感知。

关于道、理、道理、说理这些词的思辨和翻译，我就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自己去阅读原书相关章节。下周一我们讨论哲学与说理。

道理好像是一直存在着的，比如重力，它在牛顿发现它之前就在那，但是没有牛顿就没有这个道理，也就没有“重力”这回事。我们总是在事物里发现道理，而不是发明道理。这也就提醒我们，道理只有表述出来才成之为道理。

我们常常会说到一个词“潜移默化”，好像这其中的「道理」尽在不言中地流淌到了我们的行为举止之中。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道理，你得把这个道理说出来才成之为道理。

福尔摩斯看一眼就能看出关窍，心里就有了七八分的底，但是倘若他不能够说出来，我们就失去了一大半阅读的快感，甚至于好像是在看一个神话故事。今天我们看一部电影，也会去考察它的“道理”到底明不明白，也就是情节的设计能不能符合逻辑，人物的性格有没有自相矛盾等等。这都是在考察“道理”。

一斤面六两水，好像说不出什么道理，就是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做饼子就得按照这个比例。常人去学做的时候，也犯不着寻根究底，我们日常的学习和交流中，大部分时候不太在乎求一个道理，更多地是去模仿和试错。但是似乎有个道理更好一些，比如我偏要放五两水行不行，行，但是大概率会失败，倘若师父能够给你一个道理，你会更好地接受这一条规矩。

绝大多数的道理都是因事说理，就好比为什么一斤面六两水。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离事说理”。

本来我们不需要说理，大家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之中，过着相似的生活，互相理解，相濡以沫。随着人群逐渐分散和交融，环境在变，周围的人也在变，不需要讲道理的生活形态就崩解了，互相之间需要达成理解，就必须要说理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时候，道理就从具体的事项之中被抽离了出来，作为了不同思想之间沟通的媒介。所谓“哲学之为穷理”，也就贯穿在这道理的会通之中了。

关于“道理”还有个有趣的点：

时常我们是不讲道理的。道理常常蕴含在一句话，或者一个寓言故事中。当我们说到“刻舟求剑”，就不必再往下说，大家都知道这是在表达一种愚蠢的行径，为自己的目标选错了标的。“刻舟求剑”比较明显，因为这个故事的说理性很强，但是一个人若是感叹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他到底在说什么呢？这个道理就没那么好说，得通过阅读和体会才可理解。

但是我们不能说“良辰美景奈何天”背后的道理是“默会”的，它依然是能够言说的，只不过它需要借助很多中间的步骤。

那么“良辰美景奈何天”到底表达了一个什么道理？思考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在思考：我们什么时候用这句话？也就是说：有什么相似的道理可以用这句话来代替？这是不是意味着道理和道理之间有一个普遍性的共相存在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何为良好生活》的最后讨论过，而这个问题在《说理》也会再次被详细地讨论。这里我们先搁置不论。

只是，我们常用类比的手法来说明问题，治大国如烹小鲜，好像我们从一事中悟出的道理总是超出这件事情，而多多少少地和其他的事情相通。一个更加“靠谱”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外表的在乎和孔雀的开屏背后有着相同的道理，或者说，进化论本身就是那个道理。掌握了一个“通”的道理就像找到了一条捷径，能够抄个近道直达目标。

现在很多教做人的“知识产品”就绞尽脑汁地想要替我们找到这样的通道，让我们可以借由某种共通的经验而游走于不同的知识领域之中，迅速“掌握”这一门知识。但是这样真的有道理吗？

明天，我们就来掰扯掰扯这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