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chent的博客

: 陈嘉映

1-2 谈功利主义不得不问的十个问题(上)

写到第二天就颇为为难,陈嘉映老师的伦理论的太好,环环相扣。若是把他说的东西截出来由我自己说一遍,那实在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去读陈嘉映老师写的东西就好了。今天的领读,我打算把自己读来那拍案叫绝的体验以十个问题来呈现,今天先讨论前五个问题。

不过开始之前,依然要简单描述一下今天的主题——功利主义。它是伦理学里如基石般的理论,他的大前提就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由此引发出去,功利主义认为: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的幸福,而是人类幸福总量。功效何如,要以是否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为此,一个人很可能要放弃点儿自己的幸福。这么一来,这种理论不是主张人应当自私自利,反倒是主张利他。(第二章第二节)

相比于“功利主义”,陈嘉映老师更青睐“功效主义”这个提法,因为功利这个词已经自带了负面立场。他的考虑或许在写作的年代还有几分道理,可是放到今天,我认为纯属多余了,“功利主义”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中性词了。这或许得感谢各大知识平台的普及教育,又或许就是社会的状态发生了变化。总之,我在接下来都会使用功利主义这个提法。

## Q1. 我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不论这件事情是利己还是利他,我只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这样有什么不好?

首先站在功利主义反面的就是道义论,它注重行为的动机,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无论结果怎样,我良心无愧——这里无愧的原因是,我顺从了某一种道德准则,而在这个道德准则之下,我的行为是「正确的」。

*“从功效出发,多是冷静的,但易失于计较;从道义出发,则多带强烈的感情(第二章第一节)。”*这种强烈的感情却常常失于理智,我们容易被一个大原则包裹,把自己认可的东西“上升到道义的高度,发展为狂热”。

这种狂热的现象并不少见,在当今的互联网舆论环境下,我们经常看到喊口号的狂热分子,他们奉行的就是这样一套主义,而缺乏对它本身的反思。

## Q2. 和人类总体的幸福相比,我的幸福还重要吗?

这是功利主义面临的主要批评之一,它偏重于总体,而忽视个体的权利。我们是否能为了增加人类总体的幸福而不顾少数人的幸福呢?这种借由整体来压迫个人的理论需要我们时刻的警醒,如果可以因为人类总体的幸福,而忽视个体的权利,那么结局可能并不会向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我们的确关心社会的总福利,但同时也必须关心是哪些人获得了这些福利,以及他们怎么获得这些福利。除了最大幸福之外,至少还必须引进权利、合理性、合法性等等。(第二章第二节)

## Q3. 我爱吃苹果比你爱吃梨更多吗?

功利主义主张人类总体幸福的最大化,可是人类总体的幸福该如何测量呢?快乐是不同质的,自然无法折算,我爱吃苹果的程度怎么和你爱吃梨的程度来做比较呢?

倒也不是不可以,我们可以比较各自愿意为吃苹果和吃梨付出多少代价(金钱)。

## Q4. 所以一切问题都是经济学问题?

我们需要警惕“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没有错,经济学对于社会生活方式的简化是经济学的研究方式,是它的“工作假设”,而不是经济学的结论。我们当然可以把社会生活以一种交易的方式进行呈现,但是我们依然要记得这只是一种“简化”,所消减掉的恰恰就是让我们人之为人,或许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们或可称之为“人性”。

伦理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值得讨论的学问,就是因为我们分明发现,在经济计算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发生影响,在共同定义我们的生存。

## Q5.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所以“赠”也是一种“买”咯?

这关涉我们是否应该扩大解释“利益”这个概念。狭义的利益单指经济利益,在讨论经济利益的时候,我们一般把名声、满足感等等都区别开来。但是广义的看,这些东西的增损也是增损。

只不过,如果我们把利益、兴趣爱好、感情、名声、体验等等都归笼到广义的利益底下,然后得出结论,说人生无非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虽说也说得过去,但是毕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论断并不能切中当这些条件产生矛盾时我们该如何做出选择的关键问题,而是打了一个马虎眼。

当我们谈及利益的时候,注重的是他的可比较、可思虑和可计算的特点,但如果不警惕这样的简化,而扩张地看待“利益最大化”那么,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力可能也会因此下降。

1-1 伦理学如何不是心灵鸡汤

这本书名为《何为良好生活》,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行之于途而应于心”。这样的书名很容易让人把它当作一本说教的鸡汤书。我们想象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什么是良好的生活,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达到这样的良好生活。毕竟谁不想过上好生活呢?

可是翻开这本书,第一章就赫然是《伦理与伦理学》,心一下就凉了半截,果然还是标题党啊!明明是一本讲伦理学的书嘛,肯定是枯燥乏味!有这空不如读《鬼谷子》《羊皮卷》之类的书去了!

且慢,我们不妨再好好回到这本书的标题——何为良好生活。对啊,何为良好生活呢?当我们想要成功,达成某项目的的时候,这项目的需要清晰,比如考上清华大学。可是如果目标是考上好大学,那旁人势必要多问一句:“多好的大学是好大学”呢?

这个问题并不好答,我们一下子就能想到这得看情况。如果一个孩子生在一个教育资源不足的地方,那么他可能能够考上二本就已经非常不易,超越了身边的绝大多数同学;可如果这个孩子是在一所重点大学的重点班,那么只考上二本可能是彻彻底底的失败,清华北大才是“好”学校。

“良好生活”也是一样,究竟什么是良好生活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这个答复,如同“看情况”,都是一个相对主义的答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着手给出一个定义,而是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得到一个相对的答案总是容易的,但是它并不能对于问题的讨论起到任何建设性的作用。

而真正要建设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就得首先抛弃这种形如放弃思考的相对思维,而采取一种积极主动的定义方式来定义命题。

哲学,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个概念提取出来,加以定义和讨论。而就伦理学而言,狭义地说,就是在定义“良好生活”——所以这本书的书名是颇为恰当的,一本讨论伦理学的书,就是一本讨论「何为良好生活」的书。

我们讨论了《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的书名,也提到了这本书的主要话题,也就是“伦理学”。提到“伦理”,不得不提的就是“道德”,到底什么是伦理,什么是道德,区分的方法很多。陈嘉映老师在书中如此写道:

在说到伦理的时候,我们更多联系于特定的社会形态,而不同社会有个殊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而说到道德,我们倾向于把某些伦理规范从个殊的伦理关系中抽离出来,把道德视作某种独立的、普遍的东西。——第一章第二节

这提醒我们,在讨论伦理的时候,是不能脱离具体情境的。关于伦理的讨论,会有很多条件的限制,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

可是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不应该在伦理讨论中陷入相对主义。这表明,伦理学在针对具体情境和具体问题讨论的时候,同时也需要抽象出一些普遍的理论模型。

何为良好生活,首先讨论的是我该怎样生活,但是讨论我该怎样生活总离不开讨论更加抽象的人该怎样生活这样的一般问题。我们的行为和选择,总是在和他人相互映照的过程中才凸显出不同和意义。可是我们有要记得,对于人该怎样生活的讨论,不能直接成为一种道德说教。

最后以原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作为第一天领读的收尾:

伦理学,或伦理领域中的穷理,有什么用?“伦理学教人为善”之类的回答未免过于急切地看待伦理学的“用处”。穷理是文字时代/理性时代的一般需求,往往,与其问“伦理学有什么用”,不如问“穷理是怎么来的”。理性时代人凡事要明个道理,德性重要,我们就想弄清楚德性之理。勇敢本来是天生的美德,但到孔子、孟子那里,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把勇敢与知联系到一起却是自然而然之事——勇不同于鲁莽灭裂,因为勇连结于知畏知怕。若我们坚持用“有什么用”来追问伦理学,那我会说:理知是文字时代人领会世界及自我领会的一个有机部分,而种种德性必伸入理知,从而形成“理性人”的新型人格。——第一章第八节

阅读陈嘉映

我没有把握、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来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还是想尝试一下。


还有一个月就到读书节了。去年我在城邦领读了《常识与通识》,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今年我还想把这个优良传统继续下来。正式的领读明天开始,今天只是一个序幕,说一下我的领读计划。

必须要承认,说是领读,但是真的会有人跟读吗?理智告诉我不要对此么期待。读说到底,是用一个他者的视角,带领自己来阅读。如果竟然有人加入了进来,那么就互相勉励。

领读的主题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挑战一下自己,且定为「与哲学家陈嘉映的对话」。陈嘉映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他被敬称作“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的人”,按照新出的书的宣传,可能“最接近”也省去了,他干脆就是一位哲学家。

这一次关于哲学的领读计划,我将从 《何为良好生活》 出发,哲学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借由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起思考自己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接下来阅读的是 《说理》 ,回到哲学本身,来思考哲学及其呈现的方式。第三本书是 《哲学·科学·常识》 ,哲学和科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科学当道的时代,哲学是不是已经死了?这是我们需要借由这本书的阅读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读完这三本书之后,就来到 《走出唯一真理观》 这一本文章的合集。作为一本合集,里面的内容不免散乱,不成体系,不过有了前面三本书的内容打底,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否会产生新的体验呢?如果说《走出唯一真理观》是一个中场休息。那么下半时的重头戏就是 《维特根斯坦读本》《<存在与时间>读本》 ,这两本书是从陈嘉映走出来,走到更加深入的哲学领域。

这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阅读计划,光是写到这里,我心里都直突突。尤其是《<存在与时间>读本》,我从来没能读到过15%以后……

领读从明天开始,不知道何时结束。希望你的参与,即便不参与,也希望你能见证我做完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

每一年,我都想搞一个大新闻。2019年我翻译了贝佐斯的致股东信,2020年我做了《常识与通识》的领读,2021年,我希望完成「与哲学家陈嘉映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