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选举结果大体出炉，民调机构ifop目前给出的结果如下：

马克龙 28.3% 以第一名出线，极右勒庞以23.3%第二出线，极左梅梅朗雄21.2%居第三，极右Eric Zemmour 7.2%，传统右派共和党 4.8%，左派绿党4.8%，右派Jean Lassalle 3.1%，极左法共2.4%，极右Dupont-Aignan 1.9%，传统左派社会党1.7%，两个极左托派候选人分别0.7%和0.6%。投票率：73.8%。

这一次选举的一个关键词是：Vote utile （有效票）。这个词最早在这次选举中出现是传统左派的大佬罗雅尔宣布支持极左梅朗雄，认为当时民调领先的梅朗雄更有可能带领左派走向胜利，并在宣布自己的选择的时候用到了“有效票”这个词。

这个词的意思十分简单，就是投别人没用，想照顾大局，就得牺牲自己的意愿。而左派的“大局”是进入第二轮，而进入第二轮最有可能的左派候选人就是极左的梅朗雄。

在随后的选战过程中，梅朗雄一直在利用“有效票”的说法来吸引温和左派和绿党的成员，这在选举结果中体现为传统左派社会党只拿到了1.7%的选票，曾在之前民调中冲到5%的法共最终只拿到了2.4%。

“有效票”使得梅朗雄能够得到21.2%的选票，超出了所有民调结果的预期。但是，这没有撼动大局，也没有改变所有人对于这次大选第一轮的预测——马克龙和勒庞的再次角逐。

而“有效票”说法的影响不仅仅见诸于左派，对于右派版图的影响也十分客观。传统右派共和党从年初开始民调一路走低，从17%讲到9%，但是此次一轮选举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只有4.8%。去年“凭空”冒出的媒体人极右参选人Eric Zemmour也从之前民调高涨的18%落到了9%。这次仅拿到了7.2%。

民调变化的原因固然因为有一些人被说服而转变态度，但“有效票”也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当传统右派共和党只有9%而绝无出线的可能的时候，它的支持者们似乎只应在马克龙和勒庞之间做出选择才是最“理性”的——投一个“必败”的人难道不是废票吗？同理也见诸于Zemmour的选民之中。

“有效票”带来的选举气氛无疑会让第二轮的对决在第一轮提前上演，从而造成一种马太效应。

我认为，一个“正常”的选举态度应当是在第一轮选择自己最支持的那一位候选人，而在第二轮的时候才寻求更妥协的方案。

但是为什么选民会如此轻易被“有效票”的说法带跑呢？这来自于法国政治版图的割裂和政治集团的极化。略站中右的马克龙左边就是要修宪走上“第六共和”极左梅朗雄，右边就是在移民、安全和身份认同问题上极为强硬的极右勒庞。这使得左右两边的摇摆选民和中间选民无心去支持和自己政治光谱更接近的候选人，而不得已在极左-中、极右-中，乃至于极左-极右之间撕扯。

所以，即便是罗雅尔没有提出“有效票”的说法，“有效票”依然会在这次选举结果中展现出打脸民调的结果。

那么，这一轮选举对于两周后的第二轮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次选举排名前列的几位败选人里极右Eric Zemmour没有意外地选择支持勒庞，如果勒庞败选，他则试图在下一次大选中承接下勒庞的选民。

传统右派的共和党候选人Precress虽然声明支持马克龙，但是为她助选的Ciotti则声称“不会投给马克龙”。加上共和党创始人、目前司法缠身的前总统萨科齐在第一轮就没有支持自己政党的参选人，而和马克龙暧昧……共和党显然面临着一种非常分裂的局面，而在此种情况下，不知道Pecress的号召能让多少选民走向马克龙。

最重要的表态则来自于屈居第三的极左梅朗雄。在17年的大选，他以第三败北之后，因没有给出投票建议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一次他终于表态：“不要投给极右一张票”，但是依然没有说出投给马克龙……也就是说，他的表态可能会带来一部分他的选民选择不去投票或者投白票。处于极左的梅朗雄当然在选战中打击马克龙非常猛烈，让他恬着脸说第二轮投给马克龙显然不太现实，也完全不符合他的支持者的预期，所以能够说出反对极右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

Ifop在第一轮选举结果出来之后立刻组织了一个小民调，结果令人担忧——马克龙得到了51%的支持度，而勒庞则是49%。这意味着今年的大选第二轮将比17年更加紧张。马克龙或许并不能像上次一样被送上总统宝座。

这又要回到我们开始的主题词“有效票”。现在到了第二轮，除了两方的铁杆支持者，其他人都必须要投出“有效票”——“无论如何反对极右”是一种选择，“无论如何反对马克龙”是另一种选择。无论那种选择，其背后都是仇恨与分裂。

极右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其实平心而论，在中文互联网上活跃的大量网民本身就暴露出了许多极右的特征，所以说难听点，对于我们来说极右甚至是非常理性的选择——看到有那么多川普的支持者就可以了解。

近观勒庞的政策，她在排外问题上的强硬之外，经济上其实采取了非常左派的路线——发钱。不同于右派其他的候选人，她并没有采取一个比较自由派的经济路线。经济路线的左倾也让她更有可能吸引梅朗雄身后的极左选民。

在战争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购买力”成为了竞选议题的主轴，经济问题上的左转无论是马克龙还是勒庞当选，似乎都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勒庞的当选对于法国的影响里，相比于实际政策的影响，更大的影响则来自于国家的形象。

首先，法国作为一个老派“民主国家”，选出一个“极右”的总统，本身就非常难看，是“民主国家”里一个非常差的表率。可以说是法国精英心中的耻辱。

其次，如果勒庞当选，对于移民和少数族裔问题上，也许在实际政策上并没有那么大影响，但是在民间气氛上无疑会助长排外主义，增加种族之间的矛盾，让种族主义的滋长有了更好的土壤。

不过，即便马克龙最终险胜，法国的社会的割裂问题也被暴露无疑。更让人忧心的是传统右派共和主义选民和传统左派社会民主主义选民的流失，可能会对法国未来多年的政治版图和政治生态造成深远的影响。

就这一届大选而言，马克龙当选的问题应该不大。仅就现在的民调来看：马克龙的支持率有30%，远远超过了第二名。我们就算排除掉战争的影响，马克龙也有25%左右的支持度，使得这场选举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大悬念。

但是法国真正的危机可能是在五年后。我们就以战争前的民调来看：

处于中右的马克龙占据25%；处于右派的共和党候选人占据15%；处于极右的两位候选人勒庞和泽默尔分别占据15%，这就已经代表了70%民意。左派所占据的剩余选票里，有极左梅朗雄的10%，法共的5%，中左的5%，和绿党的5%。

下一届马克龙下来之后，会有25%的选票真空，马克龙自己的政党肯定会推出候选人，但是他未必能够完全继承马克龙的选票，因为马克龙的前任总理菲利普自己也成立了政党，目标恰是2027.所以，这25%的选票真空，将被马克龙继任者，菲利普，中右共和党候选人，中左候选人一起瓜分——结果很可能是大家都是十几个百分点。

然而，极右的方向，如果勒庞，如同她自己所言，将会在输掉这一届大选之后不再参与选举，她的选票会大量流入泽默尔一边，很可能让泽默尔超过20%，而领跑2027整个选举。

而极左的梅隆雄看他的年龄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参选，他的10%选票也会被中左，绿党，法共，和他自己党派的候选人瓜分，导致大家都是接近10%的比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突出重围。

从这一届选举我们已经看出来“左派已死”，但是同样我们也能看到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间力量脱颖而出，右派也溃不成军，而这个时候极右的力量势必能够保证进入第二轮。

而在极右候选人以第一的顺位进入第二轮的时候，即便，即便另一位候选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得以执政，面对的也是一个政治上更加分崩离析的法国——而这很有可能为极右在之后5年再创造一次机会。

这使得我对于法国未来十年的政治发展前景感到担忧。

但是，考虑到两个大环境：一个是疫情之后的经济压力，另一个是战争的背景。处于法国的极右力量不太可能完全放弃自己的人道传统，这使得极右有可能往中间靠拢（我们在勒庞的策略转向上已经能够看出来），所以脱欧或者退出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完全拒绝移民和难民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最后，如果我是法国人，对于这一次大选我第一轮会投法共的候选人Fabien Roussel，第二轮会投马克龙。

很多程序员，尤其是生活在开源世界的程序员，都倾向于极端自由主义，也往往被归类于“极右”。

说他们是“程序员”其实是在透过职业身份来定义他们，事实上，他们可能并不真的将编程当作一种职业，而是他们的生活里一大部分都处在开源世界里。

比如他们往往会使用Linux系统，使用各种开源软件来完成各项事情——邮件、聊天、上网、游戏、写作、读书、日程规划或者编程等等。

甚至，编程本身并不是目的。就好像家里有个阳台，我们种种花草，不意味着我们就是职业的花艺师一样。

然而他们生活在开源世界这件事情本身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或者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驱使他们走入了开源世界。

那么什么是开源世界？

• 自由。在此处自由意味着，你的工具完全由你掌控，你可以修改你使用的软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高度定制化你的工具，不必依赖于一个公司或者平台为你提供服务，收集你的数据。
• 注重隐私。这是“自由”引导出的另一个面向。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隐私，每个人自己的生活，不干涉私人生活（尤其是私有财产）是自由主义里的一个核心观念。
• 自己对自己负责。因为你的工具由你掌握，所以如果你使用的软件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你行你上，别瞎BB”。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常见话语。虽然他们依然可以去网上发问，寻求帮助，但是这来自于“自由人”和“自由人”平等的交流，而不是一方为另一方的服务，没有谁是谁的上帝。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资深的开源世界公民非常讨厌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新人，他们认为这些人完全不尊重这个自由人和自由人平等相处的开源社区，因此我们也能在开源世界的论坛上看到这些问题相关的讨论和争执。

如此一来不难想象这些人会青睐于一个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难想象这些人会青睐于数字货币这种去主权化的金融。结合美国的历史和观念，也不难想象这样的开源世界公民会大量出现在美国，并且透过互联网浮散到世界。

也就不难想象被归类于极右翼的法国总统候选人Zemmour为什么会去访问Ledger并且宣称支持数字货币在法国及欧盟的发展了。

但是，程序员又往往比较反感国族主义，反对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这其中或许有“政治正确”灌注进去的意识形态，但也和网络世界去国族化、去性别化、匿名化的特点不无关系。这就带来了一种政治观点上的双重挤压——

一方面他们支持自由主义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传统右翼玩弄“种族”的概念，这就使他们最终变成了“极端自由派Liberailism”，而这使得他们非常反感现今的国家政治，也常常会选择不去投票。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想打造一个“元宇宙”了。

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大资本大集团进入“元宇宙”之后，会引起这些资深玩家的厌恶了。

一切来自于观念。

最近在读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或者《生存与命运》，或者《life and fate》，或者《vie et destin》。为何说的如此累赘，因为我确实是把这四个版本对照在一起阅读的。

起初我读的是理想国力冈翻译版的《生活与命运》，大概读了三分之一。那时候正好听了一期反派马后炮，主题是讲《搏击俱乐部》的结尾魔改事件。其中有一段触动到我。波米说到微信读书上的《1984》同一版本的电子书页数都在不断的变化，昨天还能看到的内容，今天打开就看不到了……我虽然不用微信读书，这种“动态删减”是否真的存在我也没有再做考证，但是这依然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几年前我读过英文原版书，后来我放弃了，理由是我读书是为了得到书中的内容，阅读译本的好处是：

1. 译者在极大概率上比我更懂这本书。
2. 我对于原作的理解如果是60%，而译者对于原作的理解是80%，我对于译作的理解是80%，那最终我读译作可能理解的还是比直接阅读原作更多。
3. 阅读译作的速度比阅读原作更快。

也就是说仅仅是从内容获取的角度上来说，读译作确实更加高效。不过，在当时我主要阅读的作品是偏经济学、行为学、心理学，这一些偏知识普及性质的书籍。

当然，在这三点中我没有考虑到删减的情况。不过平心而论，少部分删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特别影响作者核心意图的传达，比如《未来简史》的原版中有一些篇幅讲到了中国，其历史评价可能和我们所学不符，据当时我观察，这些段落是整个被删掉的，但是其实中国也只是作为作者的例证之一出现，取消掉这一部分并不构成对于整本书立意的影响，所以读译文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随着我阅读内容的变化和阅读目标的变化，这三点越来越立不住了。

我现在阅读的种类里，会摆在“商业”“经管”“成功学”书架上的比例越来越少（我不讳言我是从这些书开始进入阅读的，我也不诋毁这些书，只是我的阅读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我现在阅读的口味更片中文学、哲学和历史，尤其是经典作品的阅读。

以文学为例，翻译毋宁与是对作品的再创作。很多在一种语言中的精妙之处，往往很难在另一个语言里找到相对应的感觉，而如果直译下来则索然无味。但是如果找到一个巧妙的方法来对应，则又完全依赖于翻译家自己的文笔，读到最后，我们究竟是在读原作者的作品，还是翻译家的作品呢？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同一个作品呢？

翻译讲求“信达雅”，“信”是最基本的，但是“信”只能够传递信息，“达”是传递信息的效率，而“雅”则往往重构了信息，而只把握一个内核，这个内核还是译者所领悟的内核。那么，对于一个作品最直接的认知，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原文入手。

诚然，读原文，无论是法语的原文还是英语的原文，对我而言都有不小的障碍。初步测算，我阅读法语的速度不及阅读中文的三分之一。而且理解的内容恐怕也不及中文的三分之一。以我现在的阅读水平，那是远远比不上读译文的。

但是，我不会永远这么差。单词不会就查，查一次，两次，十次，一百次，总有记住的那一天。一开始当然会比较慢，但是只要逐步努力，在字典的帮助下，慢慢跨过这个坎儿，我的英文和法语阅读理解能力总有一天能够接近中文的阅读理解水平。也许要花三年五年，但是只要这几年的光景过去，等待我的将是更广阔的世界。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强迫自己不去读译文，而尽量去找原文来读。我给自己定的规则如下：

1. 中国人写的中文书，就在平台上读中文的。
2. 英语世界的作者的作品，如果能找到英文版，就读英文的。
3. 非英语世界的作者的作品，如果有法语翻译的，首选法语翻译的版本，如果没有法语版本，就读英语版本，如果只能找到中文版本——那我要考虑一下这本书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读，毕竟书那么多……
4. 有特例可以特别对待：比如日韩的作品，或许可以读中文翻译的。

接下来的阅读肯定会放慢很多，但是我相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简中世界”越来越限缩的今天，我需要尽早脱离对于会被监管的平台，和充满审查的语言的依赖。

关于跨年演讲中共同富裕的内容我有两点想法：

首先，共同富裕不是什么新鲜提法，类似的有促进平等，减少贫富差距等等。可是为什么这件提法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引发了那么多的关注呢？甚至出现了所谓对于“劫富济贫”的担忧呢？

我想，这些担忧不是没来由的，但是却是不好说出来的。我能模模糊糊想到的第一个理由就是历史原因。不过，如果我们多想一步，为什么历史原因会成为一个历史原因呢？

我们在历史多年中都穿着长袍马褂，但是我们似乎不认为突然有一天会不让穿西装了，大家必须要留辫子。因为让这段历史成为未来的原因的基础不存在了，它不再具备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条件。

那么，我们在思考“共同富裕”可能造成“劫富济贫”有“历史原因”这件事情本身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段历史仍然具备成为未来的原因的基础呢？换句话说，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的条件是不是还依然存在？那么这个条件又是什么呢？我能想到的一个是群众的心理，另一个就是社会的制度。在这两点上，五十年或六十年的时间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或者没有给我们设下一个保障，让我们不再产生这样的恐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90后或者更年轻的一代中，并不拥有这样的历史记忆，他们是否会为“劫富济贫”的假设感到担忧，我不得而知。有或许，他们恰恰正在摩拳擦掌，就像当年的那些年轻人。

别的国家一直在追求平等，但是对于中国宣称要共同富裕这件事却抱有异常的关注。当然这来自于一种偏见，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正视。如果正视一下，我想在其他的国家，任何决策是受到层层限制的，就算一个打算劫富济贫的国家元首上台，他的政策也会受到国会两院和司法机构的挑战，而不会轻易得到落实，所以他们致力于走向平等的政策必须要春风化雨，任何激进的措施很难说服民众，得以施行。

这样的制度设计当然效率很低，但似乎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显得更能安定人心。所以西方的政客可以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政见，大家拿出来讨论，没有什么人会真的把它当回事，直到民意的基础足够坚实。

但是在中国的背景下就不一样，我们的政府一向给人的印象是言必信，行必果。这当然是执政效率的体现，但是也带来一些忧虑，那就是政策的步子会不会迈的太大？以及大政方针本身是一个方面，政策层层下放之后的具体施行又是另一个方面。那么中央一句“防控疫情”发展到小区可能就是物业停电梯锁大门。政策下放后的解读本身大于了政策自己的内涵，这也是让大家心存疑虑的原因。

刀太锋利，也容易切到手，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稳了持刀的手，而这只手似乎并不长在自己的身上，那忧虑也就有所根由了。

第二个想法来自于跨年演讲中罗老师说到的老太太的故事，大概是说老太太会希望大儿子照顾和支持小儿子，但是也不希望大儿子破产blabla，最后说这个老太太是谁呢？啊！原来我们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想的。

话说，有这么一家子。一个老太太，两个孩子。前几十年，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供老大读书。老大长大了，出息了，开了工厂，赚了钱。老二呢，至少现在没老大那么出息。

而这个老太太，慈爱、睿智，而且对家庭的未来负无限责任，请问，她会怎么处理俩孩子之间的关系？

调用我们生活中的常情常理，我们都知道，她会这么做：

第一，她会想方设法让老大拉扯老二一把，可能是金钱上的，可能是机会上的。反正，你老大得出钱出力。

第二，她也会严厉地敦促老二要有出息，向老大学习。

第三，老大拉扯老二的这个情分，她希望不是固定地按月给钱，而是更走心的安排，比如经常送盘饺子，或者带着老二见见世面。她希望老大自己去送，自己去表达。她也会让老二一家感受到，这额外的情义是来自老大的。

第四，老大一家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她没啥意见。但她会制止老大一家公开炫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吃肉回屋吃，不要站在院里吧唧嘴。”

第五，她希望老大掏钱出来帮助老二，这不是因为她要求，而是出于自愿，这是亲人的责任。

第六，如果老大的事业遇到危机，她会调动全家的资源力挺老大，也会要求老二全力支持。

第七，家里的孩子们，也都念着一家人的情分，愿意听老太太的安排，愿意互相帮忙。

这是哪一家啊？

这可以是几千年前的一户中国家庭，也可以是几百年前、几十年前或者今天的任何一户中国家庭。

说到这，你已经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引自罗振宇《2022跨年演讲》

那么第一个质疑就来自于鲁迅先生的那一句：从来如此，便对吗？但是这一点展开就说得大了，包括共同富裕（或者说平等）本身的价值，以及实现的方法等等，都值得我们去追问和质疑。这毋宁是一个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我无心在此处处理，但仍然留下一个问号留待考量。

我认为更有意思的是就故事论故事，我们不妨多问几个问题：

如果是小儿子有钱，老太太会想让小儿子照顾大儿子吗？很可能还是会的。

如果是大儿子和小女儿呢？

如果是大女儿和小女儿呢？

如果是大女儿和小儿子呢？……

……答案似乎就没有那么肯定了。

所以“共同富裕”（或者平等）的讨论本身就建立在一种社会结构之下，在两个儿子之间的叙事平移到大女儿和小儿子之间，就没有那么显然，因为有男女观念来影响这个社会结构的权力构成。

联系到实际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多大程度上是“大儿子”，多大程度上是“小儿子”，又多大程度上是“大女儿”或者“小女儿”呢？这非常取决于我们处在不同叙事里的位置，而叙事本身又是多样的。今天我们还是996挣命的打工人，明天就可能变成拥有有（一点点）股份的资本家，我们始终都处在不同的叙事里。

更何况，我们可以再质疑一下这个故事中的基本假设——为什么国家是这个老母亲呢？它哪里来的权力进行这样的分配呢？我们是不是自动自发的把自己，作为公民的自己，摆在了家中孩子的位置上呢？

这样看似自然而然的隐喻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没有答案，只是提出一些问题。

而回到我自己，我认为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我”有没有比别人更加富裕的感觉。我贫穷了，可是别人比我更贫穷，我可能会感到宽慰；我富裕了，可是别人比我更富裕，却会让我感到不甘。

所以“共同富裕”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实问题，多大程度上又是一个个体的感受问题呢？我们当然知道“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那么实现共同富裕的标准应该如何衡量呢？如果落实到一个硬指标，比如基尼系数上，可能就会使它僵化，让“共同富裕”变成“虚假繁荣”。

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富裕，并且，拓宽对富裕本身的认识。让我们认识到人生河流之宽阔和精神思想之富足也是“富裕”的一种体现。这来自于社会对于多元价值的包容、支持和鼓励。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创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富足，金钱不再成为唯一的标准，金钱背后的消费主义也不再成为唯一的驱动力。

简而言之，当基本的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社会丰富多元，每个人的追求都能得到尊重，每个人在自己的赛道上奔跑，而金钱意义上的共同富裕不再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的时候，或许共同富裕就达到了。

而这，可能就是马克思所构想的，人人都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