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以后的帝王，省略不看，只罗列一下夸他们的话：

说到帝颛顼：静渊【静渊：深沉稳重。】以有谋，疏通【疏通：通达。】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说到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郁郁：肃穆的样子。】，其德嶷yí嶷【嶷嶷：高大的样子。】。其动也时，其服也士。

总之就是从个人性格上，聪明，明智，仁义，通达，修身，爱民，敬天。这些词基本构成了一个理想国君的典型形象。当然，往小了说这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国君，但是往大了说，它也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士大夫阶级的普遍想法，乃至于影响到了后世对明君的评价标准，更乃至于影响了我们对于一个人的道德评价。

做一个人和做一个国君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同的，或者说相通的，是典型的儒家“修齐治平”逐步放大的理念。可是，这仍然只是一个评价标准，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下，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把一个国家或者一家公司“人格化”看待，以至于用做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下去的问题。

终于到了帝尧，他应该算是《五帝本纪》里的第一个主角。因为关于他，终于有故事了，不过我们依然顺着前面来看一下对他的形容：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已经达到“天”和“神”的境界了……就是很厉害吧！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于“而不”，我们特别喜欢用“而不”，这就像我们常在文书里看到“既要……又要……还要……”，两者都在说“平衡”，我不确定能不能理解为“中庸”（因为这个概念比较critical，我需要日后的阅读来丰富对它的理解）。这里似乎反映出一种价值取向——平衡就是好的，什么都不能过度。同样，我们是否应该赞同这个基本假设呢？值得思考。

接下来记载了尧所做的意见重要的事情，就是天文历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的历法。

然后就到了我心目中《五帝本纪》的重点内容，即选择接班人。

看起来尧非常早就开始选择接班人了，他的左右首先提供的人选是他的儿子，尧拒绝了，理由是他的儿子“顽凶”，不堪大用。其次是大功臣共工，尧也拒绝了，理由是他确实会讲话，做事不讲规矩，看起来不错，实际上会坏事。于是这个讨论没有结果，进入了下一个议题。

从这里我们看出来一点尧的选人标准：首先，并不是因为是儿子就不行，而是因为儿子性格有缺陷，过于顽劣；其次，也并不是过去有功劳就一定可以继承，所以尧主要看的是人品，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性格要温和稳重以及做事要讲规矩。

接下来的议题是治水，谁能治水？大家都说鲧，但是尧说鲧不行，但是大家还是说试试吧，果然九年之后，还是不行。

此处反映出两件事：第一个当然是尧早已看穿一切的圣明，其次也是他愿意听取臣下的意见，并没有绝对坚持自己的想法。如此在写作上也埋下伏笔，鲧九年治水不成，那谁能治水呢？

转眼时间到了尧在位70年的时候，接班人问题再次提上台面。他的左右手下都自觉不行，尧说无论亲疏远近，都推荐推荐吧。大家都推荐舜！这说明舜早已经远近有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孝！而且，他孝得简直有点令人发指。

不过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舜是一个盲人的儿子，父亲坏，母亲蠢，弟弟霸道，而舜却“能和以孝”，把家庭关系处理的十分和睦，不至于让家庭堕落。

于是尧决定试验一下舜，于是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想从这两个女儿身上考察舜的德行。结果他表现良好，于是尧让他当宣传部长，宣传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结果非常好。尧让舜在山林川泽中行走，就算有暴风雷雨，也不会迷路。尧觉得他很圣明，于是说：“我考察你三年了，你可以登帝位了！”舜当然推辞了，觉得自己德行还不够，但最后还是在大年初一，接受了禅让。

这里不妨思考一下，在当今的职场环境中，如果你的领导给你一个升值的机会，你自己觉的能力还不够，你会推辞吗？

不妨再思考一下，我说的是“觉得能力不够”，是的，我们在接受一份工作的时候，会考虑自己的“德行”够不够吗？我们应该考虑吗？

又过了很多年，尧老了，让舜摄政，尧在一旁观察。然后又是天地祭祀，四方巡狩。并且订立赏罚规矩，赏罚都适可而止（依然是平衡的观念）。

接下来就是舜帮助尧处理包括共工在内的老功臣，这些人功高，但是各有缺陷，很难办，于是舜把他们请到了边疆，让他们安定边疆去了……这是不是最初的流放呢？

最后迎来了尧的结局，在这里还有最后一个有趣的地方。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尧不是不想让位给自己的孩子，他当然是想的，但是他心怀天下：不能利一人而损天下。这里暗示如果儿子还说得过去，那么立儿子并没有问题。

这是不是对禅让制的一种怀疑和保留态度呢？毕竟到了荀子的时代他已经怀疑禅让制是不是真的了，因为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而司马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似乎也流露出了一点自己的态度——他部分肯定世袭制，但是也主张需要选择明君。

而舜并没有直接即位，虽然摄政了28年，但是在尧死后服丧3年期满，把位子又让给了尧的儿子。接下来比较有趣：

诸侯不去尧儿子那上朝，打官司的不去尧儿子那打官司，唱主旋律歌曲的不歌颂尧儿子，而是都继续留在了舜这边。

舜曰：天也！然后回去接下了帝位。

这算民主的火苗吗？如果这不算，那么民主的思想是否在《史记》这第一篇就有所体现呢？值得思考。

<太史公书序> 黄帝法天则地。天是学习的对象，地是治理的对象，法天则地，顺应天时来处理人事。在上古时代，世间万物是我们的老师。四圣依循黄帝的祖制，再各自细化了法度，这里讲的是传承。唐尧禅让，虞舜却惶惶不敢接受，这是好事啊，这说明了上古圣王的谦卑。这样的功绩，值得万世铭记

# 黄帝

五帝是否存在目前尚无证据，在距离司马迁写作之时也过去许久，他写的东西有多少值得信赖呢？

我想，他一定是有所本的，而所依据的材料却未必真实可信。但是司马迁记录的背后却真实反映了一些价值观。一方面是他所记述的资料本身，另一方面是他记述的方式，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马迁本人的价值观。

从司马迁对于《春秋》的推崇，可以推断他的记录方式并不是悬置判断的， 那是相当晚近的事，以他对于《春秋》价值的阐述，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在记述历史的过程中应当是态度鲜明的。

但是，也许他的高级之处在于并不是把态度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因事而异。这应当是我们能在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以外能做到的最好的客观了吧。

黄帝，大体告诉我们一个完美的人应该是怎样的形象：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思维敏捷，长而淳朴勤勉，成而能明辨是非。

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明智！从小到大都明智！然后就是“务实”。什么是明智？至少有一个特点：能言！会说话，会说话才能展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是吗？所以会说话真是非常重要啊！

黄帝发迹的故事其实说白了特别原始：就是原来的部落首领（神农氏）不行了，有一个强大的外敌（蚩尤）出现，频繁骚扰，民不聊生，然后主角黄帝出现，带领大家抵抗外敌，经过一番战斗，打败了对手，然后大家尊我为新的部落首领。

在这个朴素的故事之内，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黄帝如何力挽狂澜呢？修德振兵，修德在振兵之前，这里蕴含着类似儒家的思想。接着是治五气（五行），蓺（种）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五兽——由天及地。

其次，黄帝成为共主之后，除了四处平乱，还干了这么一件事：披山通道。开山通路，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为了四处征讨而顺带做的，但也可以看作是打造自己的统治方式——毕竟无法通达，就无法管理。

黄帝开始统治之后，干了很多事情，其中可以划分出两种类型：

• 表面功夫：四方巡游和封禅和获宝鼎

表面功夫不代表不重要，但是这一点确实都被后世的帝王学了去，典型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这里记录一下祖宗，后面再来看子孙们的拙劣模仿

• 真实治理：选贤举能，顺应天时，重视农业，重视生产，勤俭节约。

这些到底被学去了多少呢？就无从得知了。

《自序》中接下来记载了一段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的对话。

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来表明自己写作史记的原因是效法孔子著春秋。壶遂就问了，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司马迁的答案侧面反映了自己作《史记》的态度。

首先，司马迁引用董生的话：周道衰废，孔子在鲁国当公安部部长，诸侯十分讨厌他，大夫们也都给他找麻烦。孔子知道自己说话不管用了，自己的大道也无法施行。于是作《春秋》，褒贬242年之中的大事，以为天下仪表，指出天子、诸侯、大夫的错误行为，以此彰显王道。

接着引用孔子自己的话：我本想要讲些大道理，但还是不如记下来人们的具体作为，这样能展现得更加明白。

《春秋》上明三王之大道，下辨人事里的伦理秩序，分别嫌疑，认清是非，惩恶扬善，在历史中保存已经灭亡的国度，延续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弥补敝漏，振兴荒废，所以《春秋》是王道里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可以记住这段话，这几乎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另一种说法：“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然后，司马迁又继续说了另外几部古书的价值：《易》记录天地阴阳四时五行，长于记录变化；《礼》记录人伦，长于作为行事的准则；《书》记录先王的事迹，长于为政；《诗》记录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长于风（我看的版本注解风为“讽”，我存疑，我认为是风俗教化的意思）；《乐》是记录音乐的经典，长于让人心态平和；而《春秋》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

在这里必须回忆一下司马谈的重要著作《论六家要旨》的主要切入点，就是治。

所以，《礼》让人节制，《乐》让人平和，《书》讲述事件，《诗》教人表达，《易》教人变化，《春秋》教人正义。拨乱世反之正，没有什么比得上《春秋》。

司马迁下面进一步说明《春秋》的重要性。

《春秋》一共几万字，其中的要旨就有几千条，万物的聚散都在《春秋》里。（真的吗？这里当然有后世不断的过度解读，但是也说明《春秋》里的精神思想确实取之不尽，可以放在当下的情景中反复使用，这和其他的古籍一样，在我们阅读的时候需要警醒，从引用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典故。）

《春秋》之中，写弑君的有36篇，写亡国的有52，诸侯逃跑而不保护他所拥有的领地的不可胜数。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失其本”，也就是失去了作为君子诸侯的根本。失去了根本，初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也正因此，如果国君和人臣不读春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天下大乱了。

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而“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这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礼法中的礼，更多的是一种规则和秩序，它不是严格的有本可查，有后果的法律。正如罗翔老师所说，法律是底线，而不是上限。如果我们的社会都把遵守法律作为最高的标准，那必然是道德的沦丧。礼在罪行犯下之前就能起到规范作用，而法只能事后惩戒；但是法律的功效显而易见，礼的功用却常常因其防患于为然而很难被察觉。所以虽然有法，但还是必须要有礼（道德规范）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另一项保障。

壶遂听完太史公的大论，准确的找到了一个漏洞，这就是我之前划线的一句拨乱世反之正，他说：确实，孔子那个时候是乱世，作春秋以拨乱反正，而当朝天子如此圣明，臣子又守职，万事具备，各项事项都运行良好，你说这些又是想说什么呢？

太史公的回答就或许有点唯心了：恰恰因为如今一派盛世，那我更要记录了啊，而且我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整理一些过去的东西，并不是自己的创作，而您把我比作孔子作《春秋》，那实在是大错特错！

这里非常有趣，我愿意把司马迁的答案当作反话来看待，那么它透露出两个信息：

1. 司马迁确实想效仿孔子作春秋，别嫌疑，明是非。
2. 当时的言论情况并不自由，有很多话不方便说，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否则会遭罪。

这不七年之后，司马迁就遭遇了李陵之祸，被困监狱。不过也恰恰在这时，他发出如此感叹：是我的错啊！把自己的身体毁坏了。这应当是不孝的表现，但是如果他不去劝谏，又是不忠，所以司马迁其实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忠。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化悲痛为力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力量。《史记》就要诞生了！

## 青年司马迁

写完司马谈最重要的思想贡献《论六家要旨》，就开始联系到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了。

司马迁生在龙门，从小在山河（龙门山和黄河）之间耕地牧羊。司马迁出生的地方并不是纯农耕地带，也不是纯游牧地带，而是耕牧交界的地带，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多元性呢？

他是个神童，十岁就可以诵古文。我想这里所说的“古文”可不是我们现在看《史记》这样的“古文”，《史记》的语体应该已经是司马迁当时的“今文”了，所以司马迁十岁所能诵读的古文，应该是指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吧！总之，不管司马迁是不是神童，至少他“读万卷书”。

接下来就是说他“行万里路”。二十岁（！）就“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这一段写出了他的行动轨迹，随便就能从网上找来一张图：

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这里用到的动词，他的游历可真的称得上是壮游！游水、上山、探查、窥视、漂浮、涉水、讲课、观摩、乡射（玩乐）、困厄（遭遇风险）、经过……几乎当时可能的总总游览形式都被他玩儿了一个遍！考虑到当时的交通难度，如此这般壮游不知要花去多少时间。

而他为什么会出门如此壮游呢？为了玩乐吗？Gap year吗？这段话的前后给了我们提示。

这段话之前只有一句话：太史公（司马谈）掌管了天官之后，不再处理民事了。有儿子叫做迁。这里“不治民”说明他的工作不再需要下到基层。

这段话之后的一句话是：恰恰因为司马迁壮游的经历，他找到了一份郎中的工作，奉命向西攻打巴蜀的南方，向南攻打邛、筰、昆明。

如此一来，我猜测，司马迁出去壮游可能是他和他老爸合计的。他老爸说：我呀，想写一本史书，但是我的工作是天官，下不了基层，很多东西需要你来帮助我去考查，拿到很多一手材料来助力我写作。再者说了，你有了这样的经历，找工作也方便得多，虽说我能给你谋一个职位，但是你还是要锻炼出自己的能力才能真的胜任不是吗？所以，作为成人礼，就出去游历一圈吧！来，拿上盘缠，出发吧！

## 司马谈的临终遗言

时间迅速转到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这年，天子要举行汉朝的封禅大典。然而他的老爸，当朝太史令，却被留在了洛阳，没有能够随行，这让司马谈气到断气。恰逢儿子回家，太史公牵着司马迁的手说下了如下的话：

我们家自打周朝就是太史了，在夏朝就执掌天官，中间经历的衰落，到我就要断了吗？你一定要继续接下太史的职位，以继续从祖先传下来的事业。如今天子接续千年的传统，在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我的命啊！命啊！我死了之后，你可一定要继续做太史！

这里从“汝复为太史”到“汝必为太史”，从家族传承说到个人期许，实在是感情非常强烈。不过凭什么呢？父亲凭什么绑架儿子的生活呢？凭什么要让自己未竟之事的重担压到儿子身上呢？这背后贯彻着一整套价值观念，接着往下看：

作为太史，千万别忘了我所想要写下的论著啊！孝从侍奉至亲开始，发扬到侍奉国君，最后止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彰显父母，这是孝里面重要的一环。

这一段，司马谈论述了自己如此近乎强迫地要求儿子子承父业的理由——孝。而孝，是儒家思想里的一个重点。这也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的内容相契合，因为他夸赞儒家的就是在“孝”和其他的亲族伦理秩序。司马谈接着解释道：

话说天下称颂周公

称颂什么呢？

称颂的是他能够谈论歌颂文物之德，宣扬周邵之风，传达太王和王季的思虑，一直到公刘的功业，以此来彰显祖宗的大业。

这里让我想到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荷马就是以“论歌”的方式来传播希腊神话的，这种传统的历史表达形式应该在各大文明的初期都曾出现过。可是中国似乎没有作为故事一样的史诗流传下来，即便是《诗经》里的《颂》的部分，也多是祭祀时的唱掉，结构严谨，篇幅有限。不过《史记》既然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能算作中国的史诗了吧！

回来：

可是，幽厉王之后，王道缺了，礼乐衰了，孔子重新拿起传统，论述《诗》《书》，写作《春秋》，让学生们到现在都以他为标杆。而自从孔子因鲁哀公狩猎捕获麒麟，而伤心搁笔不写，已经四百多年过去了。这期间诸侯并起，作史书的人已经绝迹。

而如今，大汉兴起，海内一统，有那么多明主、贤君、忠臣、牺牲的烈士，而我作为太史，却不去写他们，荒废了天下的史文，我真是心里害怕啊！你一定要记着我说的话啊！

为什么害怕？这就是责任感。从这篇文章里提供的证据来看，怎么看怎么觉得太史令的责任就是看天象算命的（掌天官，不治民），而记录历史，更多的是司马谈的自我要求，俗称自我赋能。

这里完全可以做出成功学和个人成长方面的引申，自行脑补，就不赘叙。

在听完父亲的遗志之后，太史公流着泪说：小子不敢，一定听从父亲的意愿，认真整理评论前人的论说，不敢违背！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这里官方的说法依然是“太史令”，而不是“太史公”，更凸显出太史公是司马迁自己为自己赋予的价值。升任太史令之后，司马迁开始泡在皇家图书馆之中记录历史。五年后，改了年号，变成了太初元年。

似乎写到“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就可以收尾了，为何一定要多写一句“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呢？

留下这个问题备日后查索吧。

# 论六家要旨

六家分别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论六家要指的开头引用了《易·系辞·下》里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意在表明这些家派的目的都是统一的那就是——治。

司马谈从一开始就在为这六家讲和，意图说明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采取的方法不同，这也是思想大一统的一种体现，尤其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条件下，或许不得不要把其他的思想脉络统一到“治”这个标准的儒家概念之下，才能得以留存和讨论吧。

接着司马谈分别用一句话提及了这六个家派，然后又分段略作详细地讨论了这六个家派，这里把这两部分合并起来一一看来。

首先是阴阳家。阴阳家给人的观感是十分注重祥瑞并且禁忌很多，让人很拘束，有很多敬畏之处。但是，阴阳学同时也主张“序四时”，也就是说在天文历算上是有所帮助的，在“治”世的学问中不可失去。

接着说道，阴阳规定了四时八位十二度等等认识世界的规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看到这里，其实有点孟子的影子，孟子有也曾强调按照节气来使用民众，该干嘛干嘛，而不是在该种田的时候打仗。这里也体现出点道家顺从自然的观念。

但是，司马谈紧接着就强调了“未必然也”，也就是说似乎不顺着阴阳家规定的规则来办事，也不必然死或者亡，故曰——这就是让人拘束且感到畏惧。也就是说，这一套理论往往是悬挂在统治者头上的剑，如果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他就得背锅——联想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然后作者又拉回来，说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些自然法则还是应该遵守的，所以在技术面上，阴阳家有其存在的理由，只不过若是完全依循，而作为统治之术，则略显严苛。（严苛有什么不好吗？这就和司马谈自己的态度有关了）

然后是儒家。儒家的学问很博杂，这也就意味着缺少可以实操的要领，想法很多，行动很多，但是效果不好，所以儒家的学问很难一以贯之到底。具体而言，儒家要学的是“六艺”——诗书礼御射数，而六艺的经传到了司马谈的时期“以千万数”！这意味着儒家的思想在那时已经被解读得千奇百怪了。所以说一辈子也学不“通”，一辈子也搞不懂这些礼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们回到儒家的根底，也就是论语孟子上，其实他们讲的道理并不复杂，而之所以到了司马谈写六家要旨的时候儒家变得如此繁复，应当和汉朝对于儒学的推崇脱不开干系。因为官方的推崇，很多内容被过分解读，这种事情在当世也不少见。

说完儒家不好的部分，那么好的部分在何处呢？那就是序夫妇长幼之别，也就是亲族伦理的秩序。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对于家庭秩序的规范，是社会稳定非常必要的一环，这使得他在百家思想之中独占一块不可动摇之地。

在今天，家庭稳定依然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核心。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儒家的伦理秩序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秩序？就拿“夫妇长幼”来说，这里说的就是夫在妇前，长在幼前，至于如何一个“在前”，是说夫和长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还是说夫和长要享受更大的权利？解释可以多样变化，但是其核心没有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而是把人划归入一个身份标签中归类、分级。这种伦理思想的基础，在如今是否还值得倡导（价值面），又是否真的能达到统治者稳定统治的目标（事实面），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日后深入学习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们会不断遭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是墨家。墨家太过节俭，很难实践。这就好像现在有很多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过0垃圾的生活，想想就可怕。我当然不反对任何人这么做，也非常支持大家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想要要求大家都做到，并且以此作为“治”的标准，则实在是让人很难遵循。

关于“治”的问题，当然在价值面上牵涉到公权力到底有多大权力介入到个人选择之中，在事实面上也需要考虑更加严格的要求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想要的效果，还是会适得其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税收的拉弗曲线假说。

回到司马谈所写，墨者也崇尚尧舜之道，这一点能看出它和儒家的同根同源，但是它选择了走和儒家截然相反的路线——儒家崇尚秩序，而墨家讲究绝对的平等。比如殿堂高度，台阶数量，穿着打扮，饮食起居，大家都要一样……的节俭。尤其，尤其是在丧礼上，要简之又简，“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这简直是和儒家对丧礼的重视形成了鲜明的对应。于是司马谈认为，如果这样下去，则尊卑无别了。而尊卑秩序，在他看来恰恰是儒家的优势学说。

可是墨家也有值得倡导的部分，那就是强本节用。强本节用，一方面强调彰显自己的优势（其实就是种地），另一方面是节约，合在一起就是有经济意识，这在治事的学问里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若是论及该如何“强本”如何“节用”？谁是本？谁是用？强谁的本，节谁的用？这就是另外的话题，远远超过墨家一家之学问了。

然后是法家。对法家的总体评价只有四个字：“严而少恩”。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恩”不等于“赏”，法家很注重激励制度，战场上用人头换爵位，但是司马谈这里说到的是“恩”。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后面他解释道：法家的问题是“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于是乎亲亲尊尊的“恩”就没有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倒是和墨家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在于墨家希望达成的是现实的平等，而法家提供的是制度层面的平等，这就又能联系到关于“平等”的典型论争，在此只是点出，留待以后讨论。

然而法家也有其不可替代性，那就是“尊主卑臣”，明确了分工和职能不能相互逾越。这更加贴近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也更加符合统一大帝国的治理现实，在这一点上，法家的学说也具有不可替代性。

然后是名家。名家的缺点是“使人俭而善失真”，我无法准确理解这里“俭”字的含义，但是好在后文有所解说。名家对于概念过于执着，常常让人摸不到头脑，重点都放在了“名”上，而失掉了人情。

不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名家却可能是更加接近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的流派呢！待到日后阅读《公孙龙子》和《庄子》相关内容的时候，还会再次遇到名家的思想。

但是名家最大的贡献是“控名则实”或者“循名则实”，主张明确责任。这和法家的思想互为表里，相互促进，所以名家也是不可替代的。

说到这里，六家里的五家都说完了，都是各有利弊，看起来十分公允，但是却让人犯难，这几家学说看起来都不能作为唯一的正确指引啊，那我要治理国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别怕，还有道家！

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出了司马谈是道家的信徒，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司马迁对于道家的思想观念可能也从他父亲出继承。在这里需要留心一下，以后或许可以在《史记》的正文中得到印证。

可是司马谈和司马迁所讨论的道家到底是怎样的道家呢？还是要继续往下看。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都和无形之大道相合，滋养万物。落到具体的层面上，顺阴阳，采儒墨之长，取名法之精要，与时俱进，随物而变，确立民俗、推行事项，无所不宜，道理简单易行，事半功倍。

抓一个重点，道家的精髓在于“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后面，又继续和儒家做个对比，儒者认为人主是天下的仪表，作为君王，必须要做好表率，引得下面的人层层仿效，这样的坏处是“主劳而臣逸”。而道家依寻“大道之要”，去掉了繁文缛节，不靠聪明才智治理国家，不瞎折腾。毕竟No Zuo No Die，形神骚动死得快！

接着司马谈解释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听起来玄乎，但是做起来简单。 这一归纳点出了道家学说的内在矛盾性。我认为道家是靠我们对于世间盾的感知和接纳而发展出来的。

矛盾性之外，则是变化。其术讲求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以虚无为本和没有本还是不一样的，没有本就好像没有信仰，思维处在未经思考的混沌状态，而以虚无为本则意味着一种觉知，是带着虚无来面对世界。

如此以虚无为本之后，则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引导，更容易做到“因循”，也就是「变化」。

落到“治”上来，则是群臣并至，让他们各自展现自己的能力，名实相合就是好臣，名实不合就是奸臣，奸臣的谗言不予听取，善恶自然就如黑白一样分明。

并且，从神和形的关系上，司马谈总结出，精神和身体过度使用都会劳累，精神和身体分离就是死亡，所以要“定其神形”，而重点就在“定”字上！

这六家要旨絮絮叨叨，其实就是一句话：汉武帝，您老人家别再作了好不好！能不能学学文帝景帝？？

抱有了这样的基本态度，再去看《史记》其他篇章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司马迁的基本立场。阅读《史记 》这类史书，需要做多次情境的转换，首先我们要理解写作者所处的背景和自己的态度，其次我们要能够尽量从他们的状态出发，看待他们眼中之前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从当下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当时的历史和评价这些历史书写。阅读历史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在这反复的求索中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