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序> 大禹的功劳让九州都得到福祉，发扬光大了唐禹的时代，并且让美德流传后世。夏桀放荡骄纵，被流放到名条。此序中点出了夏禹和夏桀，明君昏君对比当一目了然。

## 大禹治水

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利，被舜流放之后死在了羽山。天下都认为舜干的对。而这时，舜却举荐了鲧的儿子禹继续去治水。这是什么逻辑呢？神逻辑！只能说是舜慧眼识珠吧，禹果然治水有功，继承了帝位。

大禹的特质是敏捷、勤奋、德、认、信，是人们的好榜样。基本上“仁君”都是这样的品德了。

大禹最大的功劳是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也是因此让人怀疑大禹治水到底是不是仅仅平水患？或者治有更大的治理的意思，这样水也不仅仅是水，而是四方的水土。如果是治理水土的意思，那么大禹干的事情除了平水患之外更多的就是土地勘察+地方管理了。

事实上好像也更接近这样，大禹每到一处修了防洪工程或者引流工程之后，还看了土壤状况和基本民情，并且根据当地地理环境定了税负的标准。

九州平定之后，税负标准确定，道路通畅，中央也掌握了足够的地方信息，那么四海也自然统一了。

可以说大禹做出了走向中央集权的最初努力。

大禹还制定了天子国周边同心圆结构的治理模式，按照五百里为半径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甸服负责农业，侯服负责国家和天子事务，绥服负责文教和保卫王室，要服需要遵守法律，荒服则用文德招拂，再远就管不着了……

基本上是越靠近天子待遇越高，然后逐渐下降，但是到了1500里以后自由度又慢慢回升，因为鞭长莫及了。中间阶层这是受压榨最严重的，就像现代社会里的中产阶级一样。

## 帝舜与禹和皋陶的谈话

接下来记载了舜在位时，舜与禹和皋陶君臣之间的一番对话，讨论如何治理国家，要点有三条：

1. 君主要从做好自己出发，由近及远
2. 近了说，做好自己，讲的是德行：宽容却又威严；柔和而又坚定；城实又恭敬；能治理而又谨慎，顺服而又坚毅，正直又温和，平易又廉洁，果断又踏实，强大又道义。每一项都做到刚刚好，做到既不…又不…，既…又…，就是最好的自己。这很接近万维钢老师说过的“近德”，儒家里要求的就是不断反思自己所作所为对应的目标，和它之间种种近德之间的关系
3. 远了说，就是任用贤人，然后把这一套做人的理论推广出去。推广出去靠的是什么呢？一套礼乐的制度。

舜听闻十分高兴，让禹和皋陶做自己的左右手，天下大治。

## 禅让制的终结

从尧到舜，再从舜到禹，都是采用禅让的方式，禅让的操作方式是老帝王选择一个接班人，然后让他代理执政一段时间，经过观察期之后，正式让位于他，之后由他完全执政，直到老帝王去世。在丧事办完之后，新帝王会重新把位再让回给老帝王的儿子。然后选择权交给了百官和百姓（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百官向谁朝拜，百姓歌颂谁，谁才能真正掌握统治权，这个时候，被让出的王位又会回到这个人的手上。

可是，到了大禹这一代出了问题。大禹先把位子让给老同事皋陶，但是皋陶岁数也已经大了，死在了大禹的前面，于是他又把位子让给了益。在禹死后，益照常把位子让给了禹的儿子启。

因为益自己经验不够丰富，短时间并没有服众，本来自己想等着启把位子再传回来，完成这场禅让的仪式。没曾想，大家却跑去启那里拜码头了。结果，本来走走形式，却弄假成真。禅让制就这么到头了……

之后就进入了夏王朝，果然没几代就出现了昏君，往后其起伏伏，直到夏桀。虽然从夏桀的曾爷爷开始很多诸侯就已经背叛了夏，但是夏桀完全没有仁德还伤害百姓，最终被商汤取而代之了。而关于商汤的故事，就在下一卷中详述了。

## 太史公曰

司马迁在这里记录了一个看起来很小的细节：自虞夏开始，“贡赋”的制度就已经完备了，这提出了国家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模块。司马迁听说夏禹死在考核诸侯功绩的路途上，他因公殉职的地方因此而命名为會稽。

## 读后

从《五帝本纪》到《夏本纪》所记载的内容多半不靠谱，目前也没有任何考古证据可以证实司马迁的记载。正如我之前所说，从这两卷中，我们更多的是了解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时代风气和司马迁本人的价值取向。我特别留心了各种对于君王的形容，这些形容词贯穿了后世对“理想帝王”的共同想象。而这一份想象的源流又得从比司马迁更早的儒家思想中去寻找了。

辩论的下半场由黄开启话题，他指出中国国情的特殊——若是革命，不仅仅是党派和党派之间的角力，还有外部势力的干预。而外部势力的干预可能会影响革命的结果，甚至坐收渔翁之利。

李则巧妙地回击，把“外国”称作“文明国”，如果我们也依寻“文明国”的规矩，那么他们也会敬爱，对待我们的态度也不会像对待一个野蛮国一样。

这个答案落入了黄布下的陷阱，他接茬道：哪有什么文明野蛮，强权便是文明。

接着，黄再发起一轮攻势：现在的世界被利益捆绑，如果中国被革命党搞乱起来，外国也没有钱赚，这个时候外国一定会介入平乱，革命党不光要面对清政府还要面对列强，怎么可能成功呢？

这一举激怒了李，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论点来反驳，只能强调中国人的血性，不能做外国人的奴隶，要为了自由死战到底。这显然不是理智的答案。

到此黄代表的立宪派已经完全占据上风。只需要补一句：难道全国人都像你一样血性吗？李只得回应道：你是小看我们同胞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诛心了，显然是招架不住，几个来回之后就被戳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革命过于急躁，说不定还不如立宪来得稳当。

李最后还是尝试回击了一波，再指出当下之乱局是由清政府官员的软弱造成的，立他们的宪难道外国就不会干预吗？还提及了一首叫做《奴才好》的打趣古乐府，其中开头说道：“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所以，必得要用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号召起底层民众的斗志。

而黄巧妙地接过了中国人的奴性这个话题，重申唤醒民众要依靠教育，要下慢功夫，要有秩序地开民智，养民德，蓄民力。

当双方又回到自己的观点之时，辩论就结束了。结束之后，作者还特地说明：他们虽然观点截然不同，但是完全不影响私交，还是好朋友！这也值得今天的我们警醒。

整场辩论梳理玩明显得看出，上半场双方的舌战十分焦灼，而到了下半场，革命党就略显颓势，而立宪派更占上风了。

这当然因为梁启超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他从革命党的角度对于立宪派的批判（或者从他自己的角度可称为反思）也一针见血，足见其思考的深入。

从最后黄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无奈，同时对自己道路的坚守：

讲到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容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

通篇读下来，我的历史观念又更丰富了一些，以前只认为革命是“天下大势”，维新改良都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他们在这种有正确道路的唯物主义史观中，常常是像跳梁小丑一般的角色，是那种我当然可以夸两句，但是它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的理论。

这是我接收到的历史教育（或许是我自己学的问题），一个有正确答案的历史。但是历史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回到历史情境中来的时候，更能够同情地理解种种思想背后的逻辑。

如何将自己放回历史的情境中去呢？我想，阅读这些资料就是途径之一，真正地去读他说了什么，而不是简单只看历史的评价。

除此之外，再次阅读这一回目，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大量对话在当今的舆论空间中也可以找到：比如关于民族主义，关于境外势力，关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关于自由民主和专制……如今的讨论在我看来也没有跳出黄李对话所论及的范畴太多。

再一来，我们还能从这回里学到辩论的技巧，而通过文字我们更容易穿透到辩论的逻辑之中而不仅仅是气场和表现。

总之，读完之后迫不及待写下这一点感悟，留待日后再来回顾。

只可惜，如此辩论恐怕在当今的言论空间中，也很难看到了。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未完成的一部小说，在许子东老师讲20世纪中国小说的节目里作为近代100年小说的开山之作来讲解。

这是一部政治预言小说，身处于1902年的梁启超，畅想60年后的“新中国”。初看起来让人觉得荒诞不经，但是慢慢读下去却饶有趣味。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第三回，完全可以单独拎出来，作为一篇政治启蒙的科普文章来阅读。这一回还原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辩论。从一个小说的角度来看可能颇显冗长，但是其深邃的思想还是让人无法自拔。

在阅读之前，我只知道梁启超是一个维新派，从一个维新派口中说出来的革命党一定是一群祸乱国家的暴徒吧？肯定是头脑发热，逻辑简单，分分钟驳倒不值一提吧？

而显然我误解了梁启超先生，他的思想之深邃实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在他站在维新派反面的时候，对立宪的批判和革命的价值说的非常在理。如此洞察对手，真实地上演了一把精彩的“左右手互博”。

辩论的双方分别是支持革命的李和支持君主立宪的黄，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看到中国受尽列强凌辱，想要救国图强。

从“国体”开始，历数我国的历史，两个人都同意中国是具备“革命体制”的，山头变换大王旗，几千年来变换过几十个姓，可见中国人是一直在“革命”的。

但是对于这个“革命”的传统，两个人完全走出了不同的角度：对于李来说，这是我们革命的精神传统，中国是有革命的土壤的；而对于黄来说，这证明了革命的无效性，如此革来革去，换了秦始皇，来一个汉高祖，不会有本质的变化。

李反驳说：这次不一样，欧洲的民政风潮已经吹入中国，大家都知道了专制政体的罪恶，革命就是要推翻满清的专制政体，所以不会再出现一个皇帝。

黄接下了话，提出了革命代价论，尤其是拿法国来作例，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最后拿破仑还是复辟了。

李的回应也非常可圈可点：首先他要破掉黄的攻击，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并不完全是民众自己的错，而是当局引入境外势力（奥、普）介入，而使民愤爆发（这个逻辑在现在的政治辩论中也很常见，比如为法国黄马甲、美国BLM辩护的人都会从这个角度出发，从外部环境来找原因）；紧接着，他借势开始贬损路易十六，也暗指中国皇帝，难道他们继续执政国家就会更好吗？最后，他还替拿破仑辩护，说他不管怎样还是推出了民法典，推行自由平等的精神。

轮到黄反驳的时候，他没有反驳前面的内容，而是着重打拿破仑的点（显然拿破仑确实是革命派的一个弱项），他说拿破仑崛起的时点正是民族主义极盛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也是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时代），而拿破仑却逆着风潮要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国民扭成一团，这根本不合时势。

然而说道民族主义和主权，黄作为立宪派，被指是站在满人皇家的立场而不是汉族人民的立场，所以民族主义也并不是他手上的武器，反而被李拿来回击。

于是黄辩解道：我不单看朝廷，也看国民，如果不颠覆朝廷而让国民拥有主权，岂不是更好？中国的朝廷和国家已经分不开了（放到现在，党和国是分不开的），况且满人和汉人已经差不多平等了。只要立宪了，用国会、政党来保证民权，保留一个虚君，像英国一样，又怎样危害了我们民族呢？这里他试图说明自己并没有背离民族主义的初衷。同时，这种方法还会很平和和有秩序。

李对于黄的驳斥在于责任。不能保留满清的皇帝，因为恰是他们葬送了我们的河山。同时他指出政权只有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国家才能安宁。

黄就多数政治这一点提出质疑，点出了代议制才是更可行。并且总是统治者占少数，被统治者占多数，就是一个所谓革命党上台，如果他不尽责任，还是和现在一样的。

李敏锐地发现这里有一棒子打死的嫌疑，他把黄的反驳拆开了看，说明议会里的少数是代表多数意见的少数，如果执政党不行，就会被替换。他坚持认为我们首先要像欧洲一样走人民主义，再进入国家主义，而不能直接进入国家主义。

黄却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即自由政策是需要学习的，必须先经过训政的时期才能进入自由政治。并且他举例欧洲的英法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我们首先需要通过这样的政治训练，让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学会如何参与政治生活，然后再把权利逐步交给人民，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有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使得民智开民力足，如此还不会变成多数政治吗？

李继续打清政府这个薄弱点，认为如今的清政府不可信，就算皇上仁慈，但是权力总不是只在皇上一个人手上的，真正的权力总是在王公大人的手中，皇上自己也是有心无力。反过来，李问黄所谓“志士运动”指的是什么？当然指的就是和平的运动，比如振兴实业、教育、著书、作报、演说、养义勇这些。

这恰恰掉入了李预设的陷阱之中，他于是大谈中国的官场乱象，并且指出若是这样搞，恐怕还没搞出头，国家就先被这些人败坏光了。（慢是不行的，就是要快，要狠）

走负面路线，黄也有话可说，他无情指出革命党年轻人的人品也不怎么样，举着自由民主的大旗，伤风败俗，反而玷污了这四个字。若是他们来革命，恐怕中国要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惨（事实上在中国发生的那个大革命好像确实也很惨）

辩论上半场的最后一个议题是中国有没有民间自治的能力，李当然是认为有的，但是黄却认为完全不成熟。李则反击那难道我们就应该相信满清政府，与虎谋皮吗？

辩论进行到这里似乎进入了一个各说各话的死胡同，梁启超也适时收手安排了一个喝水的情节，然后在之后重新开启辩论。

舜虽然辈分往上数也能攀上帝王的血统，但是自打好几代之前就已经是平民了。

舜的父亲是个盲人，舜的母亲去世之后，舜的父亲娶了后妻，生了另一个儿子叫象。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故事开头，家庭血缘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就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在这样的一个配置之中，我们可以想像舜就好像这个新家庭中的外来者，但又承担着一些对过去的回忆。我们无从得知这份记忆对于舜的父亲是美好的还是痛苦，但是对于舜的后妈来说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生活要往前走，但是舜却是一个拖油瓶。

故事发展得比我们想像的还要过分，舜父因为过分宠爱后妻，总是尝试杀掉舜，可是舜都成功逃脱了。可是死罪可逃，活罪却少不了。

接下来说到舜十分孝顺父母，照顾弟弟，每天都非常小心谨慎没有懈怠。

这两段话之间缺乏一个逻辑过渡，一个符合我们当下认知的逻辑应该是因果，因为他面临着虐待乃至死亡的风险，不得不孝顺和恭敬。而显然在《史记》的语境下，这里的逻辑应该是转折，也就是即使他面临如此情景，依然（心甘情愿地）做到一个孝子该做到的一切。而后者的逻辑，显然更有教育意义。

不过我们可以留一些问题的种子在心里，舜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呢？还是无可奈何呢？是真心呢？还是装的呢？如果他笃信了自己的孝行是正确的，他是如何说服自己的呢？

在舜以孝闻名之后，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舜待之恭敬，而两个女儿也非常守“妇道”，当然，他们守妇道也有舜的功劳，说明他管理家庭有方……这一套典型的男权逻辑，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

总之舜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做了很多事情，做得都很好，尤其是治理自己所居住的周边，三年时间就做大了整个部落，变得像一座城市那样繁华了。尧因此赏赐了舜，而也就在这个时候，舜的父亲和弟弟又动了杀心。

舜父骗舜到谷仓上面去干活，然后舜的弟弟在底下防火烧了谷仓，幸而舜跳下来，没死成；舜父还骗他去挖井，挖完了用土埋了起来，想活埋舜，还好舜挖了一条地道，通向地面，又侥幸逃脱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舜不是愚蠢的人，他明知道自己会深陷险境，却在不违背父亲意思的同时，懂得保全自己。我认为这里蕴含着儒家“孝”思想里的一个关键的原则，也指导信奉儒家的人该如何处理一些关于孝的棘手问题。

这第二次尝试之后，舜的父亲和弟弟以为舜死了，于是舜的弟弟直接霸占了舜的两个妻子，也就是尧的两个女儿，和父母瓜分了尧赏赐的其他东西，睡在了舜的房子里，弹起了舜的琴。

万万没想到，舜回来了，舜的弟弟惊掉了下巴，赶忙说：啊！哥哥我好想你啊！舜答道：“然，尔其庶矣！”这句话直译下来是：是的，你对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但是，该如何理解呢？第一种可能，舜没有怀疑弟弟说的话，表达接收到了弟弟对他的好意；第二种可能，舜完全不信弟弟的话，这么说只是敷衍了事；第三种可能，舜完全不信弟弟的话，这句话是在讽刺他。

如果放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会觉得舜肯定是在反讽，但是在《史记》的语境下，却不太可能是这个意思。毕竟接下来舜就待家人恭敬如初了。

重点是，于是，也就是因此，恰恰因为这件事情，这几庄不可理喻的谋杀未遂之后，尧决定试用舜来向百官宣讲五典……

再接下来，舜就主掌了政权，任用了贤人，流放了坏人。分配了责任给自己的内阁，大体看一下都有那些职位：管理司法，管理礼仪，管理工匠，管理资源开发，管理农业，管理治安，管理外交，管理治水。

不谈国事，单谈舜的家事。舜登上帝位之后，去朝见他的父亲，依然恭敬顺从，还封了他的弟弟为诸侯。

舜的故事差不多就讲完了，有一个地方值得点出来：在这个故事中，有尧的两个女儿，她们被父亲尧当作测试的工具嫁给了舜，虽然得到了舜的尊重对待，但是却一定也遭受了舜父和他弟弟的霸凌，同时她们还被舜的弟弟霸占过。我们更不知道舜这样一个“孝子”如果面临着父弟和妻妾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会作何取舍和选择。而在整个故事之中，她们是失语的。

不出意外，舜的故事被写进了关于孝的所有“典籍”当中作为典型案例，以说明其重要的意义。而如今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孝这个话题呢？我认为了解这些孝的故事对于我们认识孝的演变是颇有帮助的。

这个故事在以后还会反复被引用，尤其是在读到《孟子·万章》篇的时候，还会再做讨论，不过那可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不知那时我自己的思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 太史公曰

这一篇的太史公曰表达的大体意思是：以上内容来自网络hhhh我司马迁也不知道真假多少，尽力整理如上，各位且看看吧！

黄帝以后的帝王，省略不看，只罗列一下夸他们的话：

说到帝颛顼：静渊【静渊：深沉稳重。】以有谋，疏通【疏通：通达。】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说到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郁郁：肃穆的样子。】，其德嶷yí嶷【嶷嶷：高大的样子。】。其动也时，其服也士。

总之就是从个人性格上，聪明，明智，仁义，通达，修身，爱民，敬天。这些词基本构成了一个理想国君的典型形象。当然，往小了说这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国君，但是往大了说，它也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士大夫阶级的普遍想法，乃至于影响到了后世对明君的评价标准，更乃至于影响了我们对于一个人的道德评价。

做一个人和做一个国君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同的，或者说相通的，是典型的儒家“修齐治平”逐步放大的理念。可是，这仍然只是一个评价标准，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下，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把一个国家或者一家公司“人格化”看待，以至于用做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下去的问题。

终于到了帝尧，他应该算是《五帝本纪》里的第一个主角。因为关于他，终于有故事了，不过我们依然顺着前面来看一下对他的形容：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已经达到“天”和“神”的境界了……就是很厉害吧！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于“而不”，我们特别喜欢用“而不”，这就像我们常在文书里看到“既要……又要……还要……”，两者都在说“平衡”，我不确定能不能理解为“中庸”（因为这个概念比较critical，我需要日后的阅读来丰富对它的理解）。这里似乎反映出一种价值取向——平衡就是好的，什么都不能过度。同样，我们是否应该赞同这个基本假设呢？值得思考。

接下来记载了尧所做的意见重要的事情，就是天文历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的历法。

然后就到了我心目中《五帝本纪》的重点内容，即选择接班人。

看起来尧非常早就开始选择接班人了，他的左右首先提供的人选是他的儿子，尧拒绝了，理由是他的儿子“顽凶”，不堪大用。其次是大功臣共工，尧也拒绝了，理由是他确实会讲话，做事不讲规矩，看起来不错，实际上会坏事。于是这个讨论没有结果，进入了下一个议题。

从这里我们看出来一点尧的选人标准：首先，并不是因为是儿子就不行，而是因为儿子性格有缺陷，过于顽劣；其次，也并不是过去有功劳就一定可以继承，所以尧主要看的是人品，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性格要温和稳重以及做事要讲规矩。

接下来的议题是治水，谁能治水？大家都说鲧，但是尧说鲧不行，但是大家还是说试试吧，果然九年之后，还是不行。

此处反映出两件事：第一个当然是尧早已看穿一切的圣明，其次也是他愿意听取臣下的意见，并没有绝对坚持自己的想法。如此在写作上也埋下伏笔，鲧九年治水不成，那谁能治水呢？

转眼时间到了尧在位70年的时候，接班人问题再次提上台面。他的左右手下都自觉不行，尧说无论亲疏远近，都推荐推荐吧。大家都推荐舜！这说明舜早已经远近有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孝！而且，他孝得简直有点令人发指。

不过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舜是一个盲人的儿子，父亲坏，母亲蠢，弟弟霸道，而舜却“能和以孝”，把家庭关系处理的十分和睦，不至于让家庭堕落。

于是尧决定试验一下舜，于是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想从这两个女儿身上考察舜的德行。结果他表现良好，于是尧让他当宣传部长，宣传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结果非常好。尧让舜在山林川泽中行走，就算有暴风雷雨，也不会迷路。尧觉得他很圣明，于是说：“我考察你三年了，你可以登帝位了！”舜当然推辞了，觉得自己德行还不够，但最后还是在大年初一，接受了禅让。

这里不妨思考一下，在当今的职场环境中，如果你的领导给你一个升值的机会，你自己觉的能力还不够，你会推辞吗？

不妨再思考一下，我说的是“觉得能力不够”，是的，我们在接受一份工作的时候，会考虑自己的“德行”够不够吗？我们应该考虑吗？

又过了很多年，尧老了，让舜摄政，尧在一旁观察。然后又是天地祭祀，四方巡狩。并且订立赏罚规矩，赏罚都适可而止（依然是平衡的观念）。

接下来就是舜帮助尧处理包括共工在内的老功臣，这些人功高，但是各有缺陷，很难办，于是舜把他们请到了边疆，让他们安定边疆去了……这是不是最初的流放呢？

最后迎来了尧的结局，在这里还有最后一个有趣的地方。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尧不是不想让位给自己的孩子，他当然是想的，但是他心怀天下：不能利一人而损天下。这里暗示如果儿子还说得过去，那么立儿子并没有问题。

这是不是对禅让制的一种怀疑和保留态度呢？毕竟到了荀子的时代他已经怀疑禅让制是不是真的了，因为在他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而司马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似乎也流露出了一点自己的态度——他部分肯定世袭制，但是也主张需要选择明君。

而舜并没有直接即位，虽然摄政了28年，但是在尧死后服丧3年期满，把位子又让给了尧的儿子。接下来比较有趣：

诸侯不去尧儿子那上朝，打官司的不去尧儿子那打官司，唱主旋律歌曲的不歌颂尧儿子，而是都继续留在了舜这边。

舜曰：天也！然后回去接下了帝位。

这算民主的火苗吗？如果这不算，那么民主的思想是否在《史记》这第一篇就有所体现呢？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