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至少现在不会。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问？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害怕ChatGPT抢走我们的工作？

其实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的更大的问题是对工作意义的追问。

我们为什么需要工作？从下到上大体上有两个答案：下者为了生计，上者为了自我实现。

先说自我实现。如果我对的工作的需求已经超越的生计，而是为了自我实现，那么我为什么会害怕被ChatGPT抢走工作呢？

一方面可能因为我所谓的自我实现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权力之上。如果我失去了这份工作的机会，我将失去权力，失去行使权力时的那种快感。想象一个老师，当Ta害怕自己被AI代替的时候，有多大程度上是害怕学生以后不再听他的了？有多大程度上是在害怕自己在AI面前显得无知，从而失去了在学生面前的权威？（当然，老师们还有害怕AI非常重要的理由，比如AI对于假信息缺乏辨识力，AI使得信息同质化等等，但此处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

另一方面可能是自我实现建立在一种虚荣之上。如果AI做得比我好，我的自我评价会显著下降。想象一个画家，当Ta看到AI画的那么“好”的时候，Ta是不是会想：那我画这些玩意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原先被人称为画家，人们喜欢我的画，觉得我画得好，而现在AI抢走了我的工作，也抢走了我的人生价值。

仔细想想，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所有的新技术都曾经带来过这样的冲击。且不用说新技术，哪怕是老师换了个更好的学校，镇上来了个更有名的画家，我们都可能产生同样的追问。

那么答案其实在我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entreprise，此处我特地没有使用“工作”一词）的态度之中。

真正的自我实现是怎样的？我们多多少少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瞬间，做一件事情出了神，产生出那种由衷的快乐的感觉，就是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来自于这件事情本身，而不是来自于他人，尤其是他人对我的评价。即便这一份事业本身就是在和人打交道，依然有那种瞬间，快乐产生于灵魂与灵魂的交汇处，产生于施与和收获之间。

或许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这样的自我实现。作画者的快乐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图景在笔端展开，为师者的快乐来自于将自己治学所得分享给充满好奇的学生。

然而，这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真正在乎的面向——毕竟有多少人担心ChatGPT会抢走自己的工作是因为害怕自己无法继续在工作中自我实现呢？

大家还是怕丢了工作就是丢了生计。

我没说：“钱”。

因为我们都知道：钱是手段，不是目的。

……我们都知道吗？马克思知道，但我们未必真的知道！

钱是手段，不是目的！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是把钱作为目的在追求呢？我自己就是——我换工作一个最大的原因也是工资不够高。（虽然，我也同时考虑到了工作生活的平衡，自己对工作本身的喜爱程度，工作的内容自己感不感兴趣，工作的环境好不好等等各种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钱确实是作为目的出现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的）

很多人，我想甚至大多数害怕被ChatGPT夺去工作的人，所在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生计”，而是“钱”，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布尔乔亚（Bourgeoisie）。

因为，大多数真正为生计所迫的人……很遗憾，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ChatGPT，以及，会让他们失去生计的原因太多太紧迫，AI还远远地被排在后面……

（反而，很多经济学家说：这些人的工作才是无法被AI替代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钱作为目的呢？要知道，钱并不是我们的生活所需，衣食住行是，但是钱并不是。钱，在作为衣食住行的等价交换物时是，但是……我们所追求的钱，远远超出了它作为“等价交换物”的属性。我们所追求的是一场梦，是美国梦，是中国梦，是被教导和灌输的一场梦。

梦醒时分，不妨想想，我们在追逐“钱”的时候，谁赚下了最多的钱？

还是要说生计。

是的，如果今天AI上岗，我下岗，几个月之后我的钱花完了，没吃没喝没得住。这就是现实。啰哩叭唆那么多，这TM才是现实！不是吗？

没错，这就是现实，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着手改变的现实。

正常人都会存钱，无论是使用怎样的理财工具，存钱的最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抵御风险——丰年的果实灾年吃。这是时间维度上的分担风险。然而，似乎我们淡忘了另一种分担风险的方式：空间维度上的分担风险。比如说，从前一家都是生好几个小孩，如果有那个孩子成功了，他可以撑起整个家庭，孩子越多，风险越分散。 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其背后的个人主义思想的盛行，时间维度上的分担风险被越来越强调，而空间维度上的分担风险被限缩到家庭的维度。（注意，只是家庭而已，而没有到个人。因为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旁边还站着：父权制。而父权制的核心就是家庭。）

但是试想，如果我们能够互助，张家长补李家短，我们还一定需要储蓄吗？高异质性的集体对于风险具备非常高的抵抗能力，这就是空间维度上的风险承担。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是要废除时间维度的风险承担，而是以集体为单位来考量。事实上，在一些层面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不是每家每户都有枪有炮（除了美国），而是把它交给国家的军队。这样人均武器的保有量非常低。

如果其他的东西也能通过集体为单位进行储存，我们将会少掉多少资源的浪费？自然会因此少掉多少浩劫？

这样的集体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异质性，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事情，不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其次是决策的民主化，是参与式的民主，而不是威权式的独裁。

一个充满异质性的集体依靠的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创造中实践自己。与此同时，依然会有很多工作是脏活累活，总有人需要去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愿意从事这份劳动的人更高的报酬，并且，不将他们困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让他们也有时间和能力实现自我。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我们还需要害怕ChatGPT夺走谁的工作吗？

最近一段时间法国因为退休金改革闹得沸沸扬扬。政府由于自觉无法在议会拿到多数票而决定动用宪法49-3条款，赌上政府的去留而强制通过了这一法案。而反对党对此发起的不信任案投票也如期没有通过。所以退休金改革的法案目前来看是安全通过了。但是民怨难消。

反观街头，民众的表达有两个阶段。在49-3之前，大家表达的是针对退休改革的不满，罢工和游行示威基本都在理中客的范畴之内；而49-3之后，民众的诉求从反改革变成了反暴政，因为强制通过不符合民主思想。

其实当初戴高乐设置这个条款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它符合一种精英政治的逻辑——即如果你爹认为这真的是对你好，那你就得听他的，除非你真跟他断绝关系。

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马克龙应该尝试投票。确实有一些摇摆的右派议员，投票可能无法通过。如果投票没有通过，那么是民众的胜利，街头巷尾都会弥漫着快乐的氛围，大家更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来之不易，每天干活都会觉得自己离退休又近了一天！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当然是一次挫败，但是败得光荣，败得不失尊严。既然没过，那就是没过。既然是民主和共和，那么我依然遵守底线。鉴于政府尊重规则，相信各方也只是各领胜果，不至于落井下石。也许在未来推法案的过程中，政府还可能受到反对党的制衡，但是至少政府会给人一种倾听民意的感觉，从而争得民众和中右共和党议员的好感，甚至可能为政府加分。而且如果没有通过，总理和劳动部长可能要下台，改换门庭可能会给人更多期待。

如果投票通过了，那么相当于是议会民主拿出了决定。大家依然会感觉到难受，甚至依然会有人继续游行，也可能会有失望过头之后的失态，但是至少偏保守立场的工会CFDT可能会退出工会大联盟，因为至少这是一个符合民主程序的结果。如果作为法国最大工会的CFDT退出，那么剩下来的小部分激进派势力可能也会更容易消弥。这会成为马克龙执政之下的功绩一件，也会给他接下来推动的法案（移民，教育等等）提供更强的信心。

可是政府选择了最保守的方案——不计后果地强推。作为第五共和第100次使用49-3,也是Bornes任内（不到一年）第11次使用。（历史记录是密特朗时期Michel Rocard任内使用了28次）在如此重要的法案上，它赌上了本届政府的命运，赌赢了法案，赌输了民心。

更加荒唐的是马克龙在之后接受的采访。

1. 选择13点档而不是20点档，说明他没有把和民众就这个问题的沟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2. 选择录制访谈而不是电视讲话也弱化了正式程度。
3. 最重要的是，整场访谈过程里他没有试图在和街头的人们沟通，而好像仅仅是在告诉坐在电视机前的老爷们，我多么努力多么勇敢。

可以说，这个谈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从他到总理再到执政党议员，都在不断声称49-3是合法的Legal，而并没有去探问此时动用这个条款是否具备合法性(Legitime)。以合法替代合法性，我想他们再没有什么立场批评我们主席的连任——因为我们也是合法选上的哟！

这种辩护逻辑的倒退，简直捉襟见肘。

于是他开始苦口婆心，从头到尾他以及他旗下的人都只承认一件事：没有做好沟通(Pédagogie)，而不去反思自己的法案本身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他们声称已经将反对党的许多意见纳入考量，并不是完全不妥协）。

“没做好沟通”的潜台词是民众没有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而事实上，民众理解了，理解得十分透彻，并且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选择拒绝沟通的其实是政府。

现在政府的唯一方式就是将社会运动转化为治安问题，疯狂抨击过激行为，试图能够转移沉默的大多数的意见——其政治手段，已经完全极右化，Force&Order.

整件事情该如何收场？现在还不明朗，但是我认为这一股对于政府的怨恨情绪一定会反映到之后的选票之中——

如果下一届选举不是极右当选，那一定是个奇迹。

我随便在纸上乱图乱写一通算不算艺术？应该算不上。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的乱图乱写没有艺术创作的动机。一个东西能不能被称为是一件艺术品，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一件“作品”——一个有意为之的创造物。

在“作品”的范畴内，我们可以继续区分出“好的作品”与“不那么好的作品”，这其中的标准就非常多样了，最终被一部分人认可和喜爱的，就成为了艺术品。

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现成品艺术，一个小便池，摆在厕所就是小便池，摆在展览馆就变成了艺术品，是因为艺术家选择将他摆在了展览馆，这个“有意为之”的行为，改变了这个物体的属性，让它成为了一个“作品”。

那么回到AI。首先我们需要了解AI有没有艺术创作的动机。这个问题目前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AI只会做人让它做的事情，即便它工作的方式可能很具“创造性”，但是它依然是根据对于人所设定指令所进行的处理。（如果有一天AI会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创作一副作品，并且根据自己的情绪或者想法来实现了，那么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来到讨论现成品的逻辑之中来：

如果有一个人将AI创作的东西当作艺术品来呈现，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展厅里，似乎它就可以被称之为一件艺术品。并且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的不是AI，而是给AI以指令的人，即有意想创作出这样的一件作品的人，以及那个试图将其以“作品”的方式来呈现的人。虽然常常这两者是同一个人，但是也不一定。比如杜尚的小便池，我们之所以会称之为“杜尚”的，而不是制造小便池的那个人的，仅仅是因为他将其以艺术的方式呈现。我们看到自然“创造”的美景不是艺术品，或许它很美而具有“艺术性”，但是它之成为艺术品需要一个媒介来呈现，比如照片或者视频。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使用AI创作的油画并不是一件“油画”，而是一幅“利用AI创作的作品”，这里面的媒介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以审视一件油画的标准来审视AI创作的油画，而是应该以审视一件“利用AI创作的作品”来审视它。

从某一个时刻起，“女权”被贴上了非常负面的标签，一部分女权主义者选择看起来更加温和的表述——“女性主义”。然而我认为这个表述放弃了属于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从文字上看Feminism其实更接近于“女性主义”，因为Femin-ism的Femin代表“女（性）的”，ism代表主义，看起来实际上是比“女权主义”更贴合词源的翻译。因为Feminism的单词里并没有包含“权利”的意涵。

然而在20世纪的女权主义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反对讨论性别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何为本质主义？我认为“性”就是本质主义，当我们说一个东西的“特性”，物体具有的“惯性”，以及“人性”，“兽性”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给我们讨论的客体做本质主义的定义：它们具有这种“性”，那么它们要不然本来如此（实然），要不然本该如此（应然）。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人性”的时候，是先对人有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也就是说作为人，有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这条边界被突破了，所以他没有人性。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女性”（和男性）。激进如女权主义者Catharine A.MacKinnon主张“女性”完全是社会的建构，是因为现有了处于统治阶级的男性，于是才有了被统治（或服从于统治）的女性。所有我们给“女性”下的定义，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男性所下的定义。最近在我家寄养了一只母狗，我常常想的一句话是：她一点也不像个小姑娘啊！这里，我将社会对我进行的性别建构投射到了狗的身上，我希望从狗的身上找到社会为我建构的“女性特征”——比如温柔，体贴，安静等等。而我家的公猫，就“应该”调皮，莽撞，饭量大，有活力等等。

或许没有MacKinnon这样激进，Beauvoir虽然不否认不同性别见的生理区别，但是她认为性别不是完全由生理特征建构的，而包含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等一系列的非本质的特征所构成的整体所建构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女权主义思想的反对在Feminism的运动中定义女性。而我认为当使用“女性”这个词来翻译“Feminism”的时候，无疑是从本质主义出发的，这就放弃了女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重要阵地。

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我们很难不轻易联系到这是“女性”的主义，从而直接从我们所建构的形象出发来理解这项运动——这是那些拥有某种性征的人的运动，而你不拥有这样的性征，你掺和什么呢？或者，同性恋者，跨性别者，Ta们能参与“女性”主义的运动之中吗？好像我们下意识首先就在个体和“女性”这个拥有本质主义意涵的概念之间做出某种指认。

甚至，极端地说，放弃“女权主义”使用“女性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女权运动的一大挫败，本身就是身处优势/统治阶级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打压。如果说名不正而言不顺，那么我认为女权主义者采取“女性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

那么“女权”主义呢？它就一定更好吗？既然不要定义性别，我们能不能就说“平权主义”呢？

恐怕不行。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人常常是失声的，被忽略的，Ta们本身就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他们本来就不可见。当我们采用看似兼容并包的“平权主义”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说，谁也没有被包含到这个旗帜之下。这看起来更像是处于优势阶级者的一种自保。

个中原因综合下来，我认为女权主义是一个好的翻译，它确实有女，这可能带来本质主义的视角，但是它紧接着就放了一个“权”字在后面，把这项事业的目标和核心作为重心摆在了语词之中，它一定程度上将性别的社会建构包含在其中，让人第一时间就可以感受到。

只是“权利”被有心人解读为“权力”，虽然这两点都不是统治压迫阶级可以接受的，但是显然后者更不可接受，所以很自然地被冠上了极端/激进的标签，然后被搞黄搞臭，搞到只能被弃若鄙履——“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平权主义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女性主义者”……

我是女权主义者。

（以上观点启发自Manon Garcia的«On ne nait pas soumise, on le devient»）

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政府应该小小的，少收税，少管事，只做最基本的支持，比如治安和国防，剩下来的就交给“看不见的手”。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政府大大的，收很多税，多管事，劫富济贫。我们把这第二种国家称为“福利国家”。长期以来，有一种（主流）思潮认为“福利国家”不可持续，这种思潮大力推广小政府的理念，典型的案例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以及常把他们挂在口中的人。

但是，我最近看到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Christopher Howard的说法，这种作为“福利国家”之反面的小政府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国家，他称之为“隐形福利国家”。只是和“劫富济贫”的福利国家不同，这种隐形福利国家的福利更多给到了富人的手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打着公平之名成为富人敛财的工具。

一个国家为了维持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它需要减少税收，减少税收意味着减少了财政的收入，那么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条件下，政府想要维持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减少财政开支，要么是另谋财源。

如果政府减少财政开支，那么大概率是减少公共服务，或者降低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比重，而享受公共服务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比如，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等。这意味着，企业和富人在税收上的减免其实来自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

那么如果政府想在不增加企业税收的情况下另谋财源，那就只能提升现有税收框架下的收税年限和税基——鉴于企业交的税少，那么只能是个人交的税变多。如果我们不希望人们每月交税的数额增加，那就只能延长其交税年限（退休金改革），并且让更多的人进入交税的范畴（也就是让更多收入本身不高的人也交税）。不管怎样，受影响最大的都是普通劳动阶级。

“看不见的手”不会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信奉小政府政策的人或许会认为社会公平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状态，因而也根本不值得追求；又或者他们自我说服这样的有贫有富各思其职的社会秩序恰恰就是正义的。但是不论怎样，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来调控，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能是一只“看得见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