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法国因为退休金改革闹得沸沸扬扬。政府由于自觉无法在议会拿到多数票而决定动用宪法49-3条款，赌上政府的去留而强制通过了这一法案。而反对党对此发起的不信任案投票也如期没有通过。所以退休金改革的法案目前来看是安全通过了。但是民怨难消。

反观街头，民众的表达有两个阶段。在49-3之前，大家表达的是针对退休改革的不满，罢工和游行示威基本都在理中客的范畴之内；而49-3之后，民众的诉求从反改革变成了反暴政，因为强制通过不符合民主思想。

其实当初戴高乐设置这个条款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它符合一种精英政治的逻辑——即如果你爹认为这真的是对你好，那你就得听他的，除非你真跟他断绝关系。

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马克龙应该尝试投票。确实有一些摇摆的右派议员，投票可能无法通过。如果投票没有通过，那么是民众的胜利，街头巷尾都会弥漫着快乐的氛围，大家更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来之不易，每天干活都会觉得自己离退休又近了一天！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当然是一次挫败，但是败得光荣，败得不失尊严。既然没过，那就是没过。既然是民主和共和，那么我依然遵守底线。鉴于政府尊重规则，相信各方也只是各领胜果，不至于落井下石。也许在未来推法案的过程中，政府还可能受到反对党的制衡，但是至少政府会给人一种倾听民意的感觉，从而争得民众和中右共和党议员的好感，甚至可能为政府加分。而且如果没有通过，总理和劳动部长可能要下台，改换门庭可能会给人更多期待。

如果投票通过了，那么相当于是议会民主拿出了决定。大家依然会感觉到难受，甚至依然会有人继续游行，也可能会有失望过头之后的失态，但是至少偏保守立场的工会CFDT可能会退出工会大联盟，因为至少这是一个符合民主程序的结果。如果作为法国最大工会的CFDT退出，那么剩下来的小部分激进派势力可能也会更容易消弥。这会成为马克龙执政之下的功绩一件，也会给他接下来推动的法案（移民，教育等等）提供更强的信心。

可是政府选择了最保守的方案——不计后果地强推。作为第五共和第100次使用49-3,也是Bornes任内（不到一年）第11次使用。（历史记录是密特朗时期Michel Rocard任内使用了28次）在如此重要的法案上，它赌上了本届政府的命运，赌赢了法案，赌输了民心。

更加荒唐的是马克龙在之后接受的采访。

1. 选择13点档而不是20点档，说明他没有把和民众就这个问题的沟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2. 选择录制访谈而不是电视讲话也弱化了正式程度。
3. 最重要的是，整场访谈过程里他没有试图在和街头的人们沟通，而好像仅仅是在告诉坐在电视机前的老爷们，我多么努力多么勇敢。

可以说，这个谈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从他到总理再到执政党议员，都在不断声称49-3是合法的Legal，而并没有去探问此时动用这个条款是否具备合法性(Legitime)。以合法替代合法性，我想他们再没有什么立场批评我们主席的连任——因为我们也是合法选上的哟！

这种辩护逻辑的倒退，简直捉襟见肘。

于是他开始苦口婆心，从头到尾他以及他旗下的人都只承认一件事：没有做好沟通(Pédagogie)，而不去反思自己的法案本身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他们声称已经将反对党的许多意见纳入考量，并不是完全不妥协）。

“没做好沟通”的潜台词是民众没有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而事实上，民众理解了，理解得十分透彻，并且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选择拒绝沟通的其实是政府。

现在政府的唯一方式就是将社会运动转化为治安问题，疯狂抨击过激行为，试图能够转移沉默的大多数的意见——其政治手段，已经完全极右化，Force&Order.

整件事情该如何收场？现在还不明朗，但是我认为这一股对于政府的怨恨情绪一定会反映到之后的选票之中——

如果下一届选举不是极右当选，那一定是个奇迹。

我随便在纸上乱图乱写一通算不算艺术？应该算不上。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的乱图乱写没有艺术创作的动机。一个东西能不能被称为是一件艺术品，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一件“作品”——一个有意为之的创造物。

在“作品”的范畴内，我们可以继续区分出“好的作品”与“不那么好的作品”，这其中的标准就非常多样了，最终被一部分人认可和喜爱的，就成为了艺术品。

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现成品艺术，一个小便池，摆在厕所就是小便池，摆在展览馆就变成了艺术品，是因为艺术家选择将他摆在了展览馆，这个“有意为之”的行为，改变了这个物体的属性，让它成为了一个“作品”。

那么回到AI。首先我们需要了解AI有没有艺术创作的动机。这个问题目前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也就是说AI只会做人让它做的事情，即便它工作的方式可能很具“创造性”，但是它依然是根据对于人所设定指令所进行的处理。（如果有一天AI会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创作一副作品，并且根据自己的情绪或者想法来实现了，那么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来到讨论现成品的逻辑之中来：

如果有一个人将AI创作的东西当作艺术品来呈现，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展厅里，似乎它就可以被称之为一件艺术品。并且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的不是AI，而是给AI以指令的人，即有意想创作出这样的一件作品的人，以及那个试图将其以“作品”的方式来呈现的人。虽然常常这两者是同一个人，但是也不一定。比如杜尚的小便池，我们之所以会称之为“杜尚”的，而不是制造小便池的那个人的，仅仅是因为他将其以艺术的方式呈现。我们看到自然“创造”的美景不是艺术品，或许它很美而具有“艺术性”，但是它之成为艺术品需要一个媒介来呈现，比如照片或者视频。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使用AI创作的油画并不是一件“油画”，而是一幅“利用AI创作的作品”，这里面的媒介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以审视一件油画的标准来审视AI创作的油画，而是应该以审视一件“利用AI创作的作品”来审视它。

从某一个时刻起，“女权”被贴上了非常负面的标签，一部分女权主义者选择看起来更加温和的表述——“女性主义”。然而我认为这个表述放弃了属于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从文字上看Feminism其实更接近于“女性主义”，因为Femin-ism的Femin代表“女（性）的”，ism代表主义，看起来实际上是比“女权主义”更贴合词源的翻译。因为Feminism的单词里并没有包含“权利”的意涵。

然而在20世纪的女权主义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反对讨论性别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何为本质主义？我认为“性”就是本质主义，当我们说一个东西的“特性”，物体具有的“惯性”，以及“人性”，“兽性”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给我们讨论的客体做本质主义的定义：它们具有这种“性”，那么它们要不然本来如此（实然），要不然本该如此（应然）。当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人性”的时候，是先对人有一个本质主义的定义，也就是说作为人，有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这条边界被突破了，所以他没有人性。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女性”（和男性）。激进如女权主义者Catharine A.MacKinnon主张“女性”完全是社会的建构，是因为现有了处于统治阶级的男性，于是才有了被统治（或服从于统治）的女性。所有我们给“女性”下的定义，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男性所下的定义。最近在我家寄养了一只母狗，我常常想的一句话是：她一点也不像个小姑娘啊！这里，我将社会对我进行的性别建构投射到了狗的身上，我希望从狗的身上找到社会为我建构的“女性特征”——比如温柔，体贴，安静等等。而我家的公猫，就“应该”调皮，莽撞，饭量大，有活力等等。

或许没有MacKinnon这样激进，Beauvoir虽然不否认不同性别见的生理区别，但是她认为性别不是完全由生理特征建构的，而包含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等一系列的非本质的特征所构成的整体所建构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女权主义思想的反对在Feminism的运动中定义女性。而我认为当使用“女性”这个词来翻译“Feminism”的时候，无疑是从本质主义出发的，这就放弃了女权主义反本质主义的重要阵地。

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我们很难不轻易联系到这是“女性”的主义，从而直接从我们所建构的形象出发来理解这项运动——这是那些拥有某种性征的人的运动，而你不拥有这样的性征，你掺和什么呢？或者，同性恋者，跨性别者，Ta们能参与“女性”主义的运动之中吗？好像我们下意识首先就在个体和“女性”这个拥有本质主义意涵的概念之间做出某种指认。

甚至，极端地说，放弃“女权主义”使用“女性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女权运动的一大挫败，本身就是身处优势/统治阶级的男性对于女性的打压。如果说名不正而言不顺，那么我认为女权主义者采取“女性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旗帜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

那么“女权”主义呢？它就一定更好吗？既然不要定义性别，我们能不能就说“平权主义”呢？

恐怕不行。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人常常是失声的，被忽略的，Ta们本身就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他们本来就不可见。当我们采用看似兼容并包的“平权主义”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说，谁也没有被包含到这个旗帜之下。这看起来更像是处于优势阶级者的一种自保。

个中原因综合下来，我认为女权主义是一个好的翻译，它确实有女，这可能带来本质主义的视角，但是它紧接着就放了一个“权”字在后面，把这项事业的目标和核心作为重心摆在了语词之中，它一定程度上将性别的社会建构包含在其中，让人第一时间就可以感受到。

只是“权利”被有心人解读为“权力”，虽然这两点都不是统治压迫阶级可以接受的，但是显然后者更不可接受，所以很自然地被冠上了极端/激进的标签，然后被搞黄搞臭，搞到只能被弃若鄙履——“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平权主义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女性主义者”……

我是女权主义者。

（以上观点启发自Manon Garcia的«On ne nait pas soumise, on le devient»）

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政府应该小小的，少收税，少管事，只做最基本的支持，比如治安和国防，剩下来的就交给“看不见的手”。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政府大大的，收很多税，多管事，劫富济贫。我们把这第二种国家称为“福利国家”。长期以来，有一种（主流）思潮认为“福利国家”不可持续，这种思潮大力推广小政府的理念，典型的案例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以及常把他们挂在口中的人。

但是，我最近看到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Christopher Howard的说法，这种作为“福利国家”之反面的小政府其实也是一种福利国家，他称之为“隐形福利国家”。只是和“劫富济贫”的福利国家不同，这种隐形福利国家的福利更多给到了富人的手中。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打着公平之名成为富人敛财的工具。

一个国家为了维持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它需要减少税收，减少税收意味着减少了财政的收入，那么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条件下，政府想要维持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减少财政开支，要么是另谋财源。

如果政府减少财政开支，那么大概率是减少公共服务，或者降低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比重，而享受公共服务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比如，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等。这意味着，企业和富人在税收上的减免其实来自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

那么如果政府想在不增加企业税收的情况下另谋财源，那就只能提升现有税收框架下的收税年限和税基——鉴于企业交的税少，那么只能是个人交的税变多。如果我们不希望人们每月交税的数额增加，那就只能延长其交税年限（退休金改革），并且让更多的人进入交税的范畴（也就是让更多收入本身不高的人也交税）。不管怎样，受影响最大的都是普通劳动阶级。

“看不见的手”不会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信奉小政府政策的人或许会认为社会公平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状态，因而也根本不值得追求；又或者他们自我说服这样的有贫有富各思其职的社会秩序恰恰就是正义的。但是不论怎样，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来调控，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能是一只“看得见的拳头”。

# 物价上涨与薪水上涨

长时间以来，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物价上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物价上涨之后，薪水也会跟着上涨。在最近IMF的一项报告中，研究人员研究了历史上22次通货膨胀的情况，证明薪水和物价并不挂钩，即便是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也并不长久。事实上，虽然薪水的增加让名义购买力增加，但是实际购买力却远远比不上通货膨胀中物价上涨的速度。

同时，这份研究也表明，快速紧缩的货币政策却与限制通胀有非常高的相关性。

# 布鲁诺·拉图尔

当我们考虑一个“客体”或者一个“物件”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作为“主体”的我们和它的关系与互动。主体，客体和两者的关系一同构成一个网络。脱开主体来单独讨论客体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所讨论的地球或者自然，其实只包括我们能够开发、探索、研究到的地层，超出其以外的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也就不在“盖娅”之内。而当我们讨论“盖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考虑人类自己，而应该把所有的生物都纳入进来——因此，在讨论“社会阶层”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讨论“地理社会阶层”。

# 弃剧十条

• 追剧如磕药
• 年代设定越来越雷同
• 故事情节新瓶装旧酒
• 越来越多的心灵鸡汤
• 烂剧太多，但是不忍放弃
• 好剧太多，需要追的时间太长
• 回避现实生活，躲进虚构的世界里
• 人物越来越脱离现实，越来越难通过虚构作品中的人物来进行自我完善
• 拯救电影院
• 不如读书吧！

# 阿尔兹海默症告别式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其他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来说，家庭成员往往要经历三重告别，首先是告别与病患原来的关系，其次是告别病患原来的家庭角色，最终是告别病患的正常生活。

面对无可挽回的病情恶化，我们或许可以在心中提前为病患举行一次葬礼，要知道我们认识的这位家庭成员已经不再是原来的Ta了，Ta只能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病患的照料，弃之于不顾，而是摆正心态来面对Ta，不再带有“多余”的情感，而是以尽量专业的态度来陪伴Ta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 重新思考性同意

针对性行为，（法国）法律遵循一种“同意推定”，即如果一方没有表示拒绝，那么就视为同，而同意的性行为则不算性侵。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常常是双方口说无凭，同意或不同意的认定标准也很难界定。毕竟还有很多男性认为“嘴上说不要，心里却很诚实”，虽然“嘴上说不要”已经是实打实的否定了。

即便是女方“同意”的性行为，其中也可能有诸多苦衷。比如她同意可能是避免自己的伴侣过度纠缠，避免之后可能的争吵，或者甚至是为了避免可能遭受的暴力或冷暴力。这种“同意”，法律常常管不到，但是我们都能感觉到其中的问题。

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父权制”的社会形态。“同意”的概念意味着，有提出要求的一方，有选择接受或拒绝要求的一方，而父权制带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提出性需要的一方是男方，而女性必须以“同意”与否来做出回应。主动提出性需求的男性被认为是“正常”，反之，主动提出性需求的女性则会被“荡妇羞辱”。

法律规定的是底线，但是我们必须要往更高的高度看（在法国社会的背景下）。同意与否之外，我们更需要沟通。同意与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如果我们要做，做到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这样的方式我喜欢，这样的方式我不喜欢，你看这样怎么样？

我们要转换“同意”的被动性和瞬时性，把同意延长到两人的“情话”当中，不断地确认，在平等的状态下让双方同时享受高质量的体验。对话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许可，更是在交流中创造情欲。

要知道欲望不仅仅是事先产生的，很多时候也是在过程中逐渐产生的。